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有人向战犯管理所领导和管理员举报原蒋系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王耀武:“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什么‘俺操他’、‘奶奶熊’等,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装老实,内心仇恨,不是表里如一。”
王耀武被俘前也算蒋家王朝的一方诸侯,而且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要论“党政职务”,仅次于“中常委”康泽,比杜聿明还高——杜聿明虽然当过东北、徐州两“剿总”副总司令,但却没当过“省主席”,只有军权而没有政权。
功德林里的将军级战犯,王陵基军衔最高,杜聿明指挥的部队最多,但他们都不如王耀武在被俘前活得“滋润”——这位山东大汉有一颗七窍玲珑心,不但在抗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生意场上也混得风生水起,不吃空饷喝兵血,依然赚得盆满钵满,进了战犯管理所,难免有些意难平,梦中骂人毫不奇怪,我们根据相关人员回忆能分析出,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梦中骂的,既不会是夫人,也不会是李仙洲和张灵甫,而是导致王耀武被困、战败、被俘另外四个人。
王耀武确实曾经把在莱芜战役中被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丢掉的五六万人(我方统计歼敌数量为五万六千,王耀武得到的战报是损失六万多)比作五万头猪,但他是不需要梦里骂李仙洲的,因为在第二绥靖区他是李仙洲的长官,进了战犯管理所,他依然管得着李仙洲——王耀武是学习委员,各小组长都要向他汇报工作,李仙洲连小组长都不是,两人依然“不是一个级别”。
李仙洲其实也挺可怜,被陈诚从济南调到莱芜,进不得退不得,自己也兵败被俘,王耀武能想明白这位黄埔一期“李大哥”的难处,所以根本就不必要在梦里骂他。
李仙洲已经被俘,王耀武要骂可以当面骂,当面都没骂,梦里自然也不会骂,至于断送了王耀武半生心血的张灵甫,早已战死于孟良崮,王耀武心疼大于痛恨,自然也不会在梦里骂。
整编七十四师曾经叫七十四军,被张灵甫断送后重建又叫七十四军,那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王牌部队,抗战中曾荣获全国第一号武功状和两面最高荣誉“飞虎旗”,却在张灵甫带领下全军覆没于孟良崮,王耀武自然痛彻心脾,但还不至于痛骂已经死掉的张灵甫,因为在他看来,张灵甫兵败身亡,主要责任还在另外三个人身上,就跟李仙洲一样,也都是被本阵营的人坑了。
沈醉说王耀武很恨夫人,特赦后还因为夫人的离开而气得半身不遂不久就辞世,那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王耀武特赦于1959年,辞世于1968年,据王耀武在功德林的同学、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同事李以劻(曾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投诚时任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1960年特赦)在《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六辑)中回忆,王耀武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期间,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回忆文章,组稿、审稿百万字以上,这可不是中风者能做出的成绩。
据李以劻回忆,王耀武晚年应该是比较幸福的:“吴伯伦女士系天津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佐民(王耀武字佐民,所以《特赦1959》中以韩浚为历史原型的叶立三称其为王佐公)的多病之身,却又慕佐民乃是抗日英雄,两人便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乐晚年。”
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期间,并不知道原配夫人的下落,心中只有惦念而不会有仇怨,所以他在梦中所骂的,既不会是夫人,也不会是战死的张灵甫和被俘的李仙洲。
王耀武当然也不会骂管理人员,因为他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一直过得很好,地位也比其他所有战犯都高,这一点连沈醉都十分羡慕:“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但他平日还是在小组内与我们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的信任。”
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在反映自己学习改造生活的《新生之路》中回忆,他们是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做过同学的,那时候王耀武的学习就已经很好了,在理论学习考试中,王耀武与胡临聪、牟中珩并称“三鼎甲”,文强以为自己考得很好,结果只排在中游,跟王耀武对照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眼高手低”。
王耀武是一个聪明人,知道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学习改造期间盼着出去后弄个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盼头的王耀武当然不会骂管理所,但是对把自己送入绝地的蒋家王朝“故人”,却不能不越想越气、越想越恨,梦里骂几句再正常不过了。
王耀武在《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说,他原本就不想打内战,更不想当什么绥靖区司令、省主席,而是想解甲归田,靠着积累起的资本当个富家翁,还能保住抗日名将的荣光,最后是被老蒋软硬兼施赶鸭子上架,在发现济南可能被围时,还专门于1948年5月15日亲自从济南飞到南京面见老蒋,请求放弃济南,将在济南一带的军队撤至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一带的部队连成一片,结果被老蒋骂了回去:“济南如果被围攻,我当亲自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只要你能守得住,援军必能及时到达,我有力量来解你们的围。你们如不发奋努力,坚定意志,将死无葬身之地。”
老蒋承诺的援军没有到达,杜聿明派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爬得比蜗牛还慢,遇到阻击马上停滞不前,坐视王耀武困守孤城全军覆没,王耀武想起来就来气:老蒋原本是答应将邱维达的七十四军运到济南增强王耀武的防守力量,结果只运过去了没有装备的七个连——装武器弹药的运输机一看机场落炮弹,掉头就飞走了,赤手空拳的七十四军七个连拿到济南库存武器后,居然成了王耀武最后的“王牌”。
老蒋一向口惠而实不至画大饼,而且明知道济南守不住也不让王耀武逃离,气满胸膛的王耀武公开在广播中怒斥老蒋并号召其他将领及早起义投诚,梦里骂他几句,那也是在情理之中。
王耀武恨老蒋,是因为老蒋把他推往山东,以至于自己买好的两台耕地拖拉机没派上用场,也恨陈诚瞎指挥,把自己手里勉强还能打的部队都调往莱芜断送掉。
王耀武在《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说他原本是不想让李仙洲离开济南的,但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一意孤行,对他进行了恐吓,王耀武明知道“陈诚夸大战绩”欺骗老蒋并迫使自己分兵,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只能让李仙洲带着仅次于七十四军的七十三军(当时十个美械军之一,军长韩浚)和韩练成四十六军(王耀武称其为整编四十六师)、霍守义十二军离开济南开赴莱芜。
李仙洲在莱芜周边被围,王耀武连发数封电报求援,结果陈诚根本不理:“截至二月二十一日,尚未接到陈诚派部队来解莱芜之围的指示。”
李仙洲和韩浚是1947年2月23日被俘的,这就是说,在李仙洲韩浚即将被俘的关键时刻,陈诚根本就没做出任何有效反应。
陈诚不但要为李仙洲兵败被俘负主要责任,就连张灵甫之死,王耀武也认为是陈诚瞎指挥的结果:“陈诚一面命令整编十八师胡琏部、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部、整编八十三师李天霞部、整编二十五师黄伯韬部等向驻临沂一带地区进犯,一面命令我派十二军霍守义部经明水及吐丝口向莱芜一带地区活动,当时我不同意分散兵力。”
李天霞和张灵甫原本都是王耀武的部将,陈诚主持抗战胜利后的“整军”,总是从王耀武身上吸血,李天霞和张灵甫从军长变成整编师师长,级别没降,但全都脱离了王耀武的掌控,而划归汤恩伯指挥。
谁接手七十四军,谁就等于接过了俞济时、王耀武的衣钵,李天霞没争过张灵甫而心生嫉恨,在孟良崮战役中见死不救,当然也在王耀武梦中咒骂的人员名单上。
1975年特赦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在《黄百韬的起家与败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中回忆:“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是黄埔第三期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是黄埔第四期的,同为王耀武部属,但李一贯骄傲自待为老大哥,因而王耀武也讨厌他,而喜爱张灵甫,把自己的嫡系精锐部队七十四师给了张灵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耀武的“小弟”张灵甫之死,李天霞和黄百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李天霞受到“撤职查办”处分不久,就升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黄百韬还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官,王耀武听到这两个人的任命后,肯定气得睡不着觉:张灵甫兵败身亡,见死不救的居然升了官!
如果张灵甫没死、七十四军(整编七十四师)仍归王耀武指挥,或者韩浚七十三军没有在莱芜被老蒋陈诚瞎指挥断送,王耀武守不住济南也可能逃掉,进了战犯管理所的王耀武午夜梦回,怒骂老蒋、陈诚、李天霞、黄百韬也在情理之中,至于王耀武真正应该骂谁,沈醉当然不知道也写不出,但熟读解放战争史料并对王耀武有所了解的读者诸君一定能猜得到。
王耀武厌倦内战,却被老蒋锁死在济南,守不住也逃不掉,换位思考,读者诸君估计也能理解王耀武的郁闷和不甘,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以王耀武的精明老道,进了战犯管理所学习一段时间后,复盘自己从被围到被俘的过程,最该在梦里痛骂的,除了老蒋之外还应该有谁?真正导致王耀武兵败被俘的,是老蒋陈诚,还是杜聿明、邱清泉、李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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