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拆迁款刚打到我爸账上,连同他攒了半辈子的几十万积蓄,凑了整整两百万。当时我在市里一家民营企业做文员,一个月四千多块钱,租着二十平米的单间,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上下班。大哥在县城开着一家小建材门市部,嘴甜,会来事,每次回家都拎着好烟好酒,哄得我爸眉开眼笑。
分钱那天,我坐在老家堂屋的木椅子上,听着我爸把算盘打得噼啪作响。最后他把笔一撂,看着我说:“小陈,你哥在县城做生意,要进货、要压款,还要养家糊口,手里离不开钱。你在市里拿死工资,花钱的地方少,这二百万,先给你哥周转。等他生意做大了,亏不了你。”
我没争,也没吵。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好东西永远是先紧着大哥。大哥小时候想吃块糖,我爸能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大哥读职校花钱多,我爸就让我早早出去打工贴补家用。到了分钱这步,不过是把过去几十年的偏心,摆到了明面上。
我只问了一句:“那我以后买房呢?”
我爸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你在市里又没打算扎根,买什么房?再说了,你哥以后发达了,还能少了你的?”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行,这钱我不要了。以后我自己的事,也不用你操心。”
那天我提着一个塑料袋回了市里,袋子里装着我妈硬塞给我的几个煮鸡蛋和一双新袜子。在公交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里没有恨,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凉意。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和这个家之间,隔了一道看不见但实实在在的墙。
大哥拿到那两百万后,确实折腾出了点动静。他在县城郊区租了个大仓库,接了几个镇上的工程,开上了二十多万的车,逢年过节回老家,排场比以前大了许多。
每次吃饭,我爸总爱拍着大哥的肩膀说,还是老大有出息,能撑起门面。我坐在一旁低头扒饭,像个局外人,听着他们聊生意、聊人脉,偶尔插不上话,就安静地喝两口茶。
那几年我过得很紧巴。
房租年年涨,物价也涨,四千多的工资除去吃饭坐车,所剩无几。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高烧三十九度,躺在出租屋里连杯水都倒不上。迷迷糊糊中,我想起老家还有我妈,又想到打了电话也只会换来一句“多喝热水”或者“别乱花钱去医院”,最后硬是自己扛了三天,退烧后去药店买了盒退烧药。
转折是在去年冬天。
那天我加班到九点多,在单位楼下碰到了一个以前大学时的同学,他在省直机关工作。两人蹲在路边摊喝了瓶啤酒,聊起近况。他看着我一脸疲惫的样子,问我有没有想过考公,尤其是纪检监察系统,专业对口,门槛虽然高,但胜在风气正、靠实力。
那晚回去,我翻出了压在箱底好几年的法学和财会书。说实话,三十岁的人了,白天要应付公司的杂事,晚上还得啃那些枯燥的条文和案例,脑子经常转不动。有好几次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瞎折腾。
可一想到这几年受过的委屈,想到每次回老家时那种被边缘化的滋味,我就又坐了起来,重新打开台灯。我没有跟家里说过这件事,说了也没用,我爸肯定会说我好高骛远,不如安安稳稳混日子。
备考的那半年,我几乎断了所有社交。周末不去聚会,节假日也不回老家。我妈打电话来问我怎么不回去,我就说单位赶项目,走不开。其实我每天都在图书馆或者出租屋里刷题、背法规、练申论,草稿纸堆了半人高。
笔试成绩出来那天,我排在岗位第二。面试前一个月,我报了个小班,每天对着镜子练答题逻辑和语言表达。进考场那天,我穿着借来的深色西装,心里出奇地平静。我想,成与不成,也就是拼尽全力后的一个结果,大不了继续在私企熬着。
直到前几天,我收到了省纪委的录用通知书,政审和体检全部通过,下个月就要去报到。
我刚把省纪委的录用通知书刚揣进兜里,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多年没听过的热乎劲儿:“你这周末有空吗?你妈炖了红烧肉,你哥也说带侄子回来,咱们一大家子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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