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过去三年了,我才敢从头到尾捋一遍。我们家俩姐夫,我大姐夫姓陈,二姐夫姓周,都查出了肝癌,前后脚的事儿,差不到俩月。可两个人走的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结局也完全掉了个个儿。

先说大姐夫陈建国。他那人一辈子要强,在镇上开了个建材店,起早贪黑二十多年,攒下两套房一个门面,手里头活钱少说也有一百来万。查出来那天,我大姐哭得站不住,陈建国自己倒挺镇定,把烟一掐,说:“治!花多少钱都治,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他直接去了省城大医院,找的最好的专家,用的进口药。头一回介入手术花了七万多,医保报完自费四万出头。紧接着大夫说可以做靶向加免疫,一个月药费三万八,全自费。我大姐问他,大夫说可以做,他就点头做。做了俩月,复查,肿瘤没小多少。大夫又建议换二线方案,再做基因检测找靶点,光检测费就一万六。

那会儿我们去看他,人还挺精神,靠在病床上刷手机,跟我说:“小妹,现在医学发达了,钱花到位就能保命。”我大姐在旁边给他削苹果,眼窝凹进去一圈,背着他跟我们说,卡上已经划走六十多万了。

后来他又听说上海有种新疗法,托人挂了个特需号,带着片子跑了一趟上海。专家看完说可以试试局部消融配合一种还没进医保的新药,但费用高,一个疗程十二万。陈建国当场就说做。我大姐拽他袖子,他甩开说:“钱是人挣的,人在钱就在。”

从查出来到走,整整八个月。最后那个月我去看他,人已经脱了相,肚子鼓得老高,眼白都是黄的,还跟我念叨:“等这轮做完咱回家养养。”走的那天晚上,我大姐攥着他手,他最后一句话是问“账上还剩多少”。我大姐哭着说“还有二十来万”,他眼睛闭了闭,再没睁开。

办完丧事我大姐算总账,医院结账加上外头买的自费药、跑上海的路费住宿、请护工的钱,林林总总九十七万出头。家里一套房子卖了,门面也盘出去了,剩的钱刚够我大姐养老。我大姐后来跟我哭,说人没保住钱也没了,不知道图啥。

二姐夫周德贵就完全另一路子。

他是在县医院体检查出来的,早期,大夫说可以手术。周德贵蹲在医院走廊抽了半包烟,回去跟我二姐商量了一晚上,第二天跟大夫说:“我不做,我回家。”

我二姐急得直蹦,打电话让我们去劝。我们一帮亲戚坐了一屋子,轮番说,有说现在技术好的,有说钱不够大家凑的。周德贵就一句话:“我打听清楚了,开一刀切掉半边肝,人遭罪不说,弄不好半年就复发。我不受那个罪。”

他也不是完全不管,找了个老中医开了方子,天天熬药喝,苦得龇牙咧嘴也灌。然后做了个谁都没想到的决定——他把镇上开了十几年的五金店盘出去了,带着我二姐回了乡下老宅,把荒了好几年的菜园子拾掇起来,养了三十来只鸡,两口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还把烟戒了,酒也戒了,原来一天两顿酒,说不喝就不喝了,谁劝跟谁急。

头两年我们心里都打鼓,每回见他都偷偷瞅他脸色。结果他脸色越来越红润,嗓门越来越大。复查去县医院做的,大夫说肿瘤没长多少,让他定期盯着。他就半年去一次,也不做啥特殊治疗,该吃吃该睡睡。第三年上他还在菜园子里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去医院打石膏拍片子,大夫顺便给他查了查肝,说情况还挺稳。

到今年开春,整五年了。周德贵还活着,天天骑个电动车去镇上赶集,跟人下棋能下一下午,嗓门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前阵子我二姐生日,我们回去吃饭,周德贵喝了两杯自己泡的杨梅酒,脸红扑扑的,跟我说:“小妹你说,当初我要是也去省城大医院折腾,这会儿坟头草都老高了。”

这话我没法接。回来路上我跟我老公说,这事儿真没法比。陈建国花了九十七万,多活了八个月,人没了钱也没了。周德贵一分没花在治癌上,五年了还在菜园子里拔草。你说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陈建国想活,有错吗?没有。周德贵不想遭罪,有错吗?也没有。

我老公闷了半天说了一句:“要搁我,我可能也选周德贵那条路。”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陈建国最后那俩月,天天在医院躺着,身上插好几根管子,连口红烧肉都吃不了。周德贵这五年,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哪怕少活两年,人活得值。”

这话我琢磨了好久。去年我姑妈查出来肺上有毛病,家里为治不治吵翻了天。我两头劝,谁的话我都听,谁的话我都不全信。最后我跟姑妈说:“您自个儿拿主意,想咋活就咋活。”姑妈选了做手术,现在恢复得挺好。我表弟还说多亏当初劝她治,我说你别谢我,你妈自己拿的主意。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也瞎琢磨,要是哪天我摊上这事儿,我咋选?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后来就不想了,该体检体检,该吃吃该喝喝。陈建国走那年我四十三,现在四十六了,岁数越大越明白一个理儿——这人活多长,有时候真不是你花多少钱能定的事儿。周德贵那句话糙,理不糙:人活着,得先把自己当人待,别光当病人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