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上海交15年社保,为什么他领1800,有人领2600?差在这4点
那年我58岁。
我姓周,叫周建平,上海本地人,住在杨浦区控江路那片老工人新村。退休前在国棉十七厂做机修工,后来厂子关张,我又在私人物流公司仓库里干了十来年,前前后后加起交了整整十五年社保,不多不少,正好踩到最低线。我老婆阿珍总讲我这个人一辈子没算计,交社保也是按最省的档次来,嘴巴上讲“有口饭吃就够了”,其实心里是怕多掏钞票。到五十八岁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去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查自己将来能拿多少养老金,柜台里的小姑娘噼里啪啦敲键盘,屏幕上跳出一串数字,她侧过身来,拿笔尖点着屏幕跟我讲:“爷叔,按你现在这个缴费情况,到点退休大概一千八百块出头。”
一千八百块。我当场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盯着那屏幕看了半天。窗口里冷气开得蛮足,吹得我后脖子发凉,可我手心全是汗。旁边椅子上坐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块老式上海牌手表,正在填表。他听见我这边报数字,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我憋不住,问他:“老阿哥,你也来查养老金?”
他点点头,把表格推到一边,说:“我姓刘,刘德明,住隔壁延吉新村的。”
“你交了多少年?”
“十五年。跟你一样。”
“那你拿多少?”
他伸出一只手,比了个数。两千六。我嘴巴张了张,半天没合拢。凭什么?同样十五年,同样在上海,怎么他比我多出整整八百块?八百块什么概念?菜场里能买四十斤夹心肉,够我和阿珍吃两个多月。我当场就拉着刘德明坐到大厅角落的塑料椅上,非要他讲清楚不可。他搓了搓手上的老茧,慢悠悠跟我讲起来。
刘德明讲的第一件事,是他交社保的档次。
那时候窗口外面正下雷阵雨,雨点子砸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响,大厅里一股子潮湿的霉味混着消毒水味道。刘德明把衬衫袖口往上撸了撸,说:“建平,你当年厂里出来以后,是自己去按最低档交的对吧?”
我说是啊,一个月交几百块,图个轻省。
他拍了一下大腿:“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在延吉新村那边摆过几年修车摊,后来去一家私营厂做仓库保管员。那个老板抠得要命,工资给得不高,但社保这块我跟他谈条件——我说你按实际工资给我报基数,别给我按最低线来。我那时候一个月拿四千五,他要是按最低基数给我交,我将来养老金就少一大截。我跟老板算了一笔账,多交的部分我自己贴三成,老板出七成。他想想也划算,就答应了。”
“你傻啊?”我脱口而出,“多交的钱那不是打水漂?”
刘德明笑了笑,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夹在耳朵上——大厅里不能抽,他就夹着过干瘾。“建平,我给你算笔账。你按最低档交,十五年下来个人账户里大概就几万块。我按实际工资交,个人账户里多了不少。退休的时候个人账户养老金是按账户总额除以计发月数算的,我账户里多出那几万,摊到每个月就好几百块。再加上基础养老金那块也跟缴费基数挂钩,七七八八加起来,一个月就差出七八百了。”
我皱着眉头想了想,还是有点肉痛:“那多交的那些钞票,你自己掏腰包,不也是钱?”
“是钱,可这钱存在社保账户里,每年还有利息,比放在银行定期强。而且你晓得不,个人账户里的钱,万一没领完人走了,家属是可以继承的;领完了国家照样发。怎么算都不亏。”他伸出食指在空中点了点,“你当年要是咬咬牙,每个月多掏两百块,现在就是每个月多拿八百块,一年就是小一万。十年就是十万。哪个划算?”
我闷头不响了。雷雨渐渐小下去,大厅里进来几个办老年卡的老阿姨,叽叽喳喳围在另外几个窗口前面。刘德明把耳朵上那根烟取下来,在手指间转了两转,又讲起了第二件事。
“第二桩,是缴费年限。”
我说:“我们都是十五年啊,这个没差别吧?”
刘德明摇了摇头:“你仔细想想,十五年是你刚好凑满的对吧?我其实不止十五年。”
我愣了一下:“你不是讲十五年吗?”
“我是讲我社保缴费总共十五年,但我那个年限不是从厂里出来才开始算的。我在崇明农场插队落户那几年,后来有政策可以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我去街道事务中心跑了两趟,把档案里那些老底子翻出来,认定上了三年多。所以实际上我缴费年限是十八年出头。”
我当时就坐直了:“还有这种事?我怎么从来没听人讲过?”
“你不去问,人家不会主动跟你讲。那年我五十四五岁,也是听隔壁邻居老张头提了一嘴,说他认定上了两年知青工龄。我当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去街道问了。窗口里那个小姑娘态度蛮好,帮我查档案、填表格,来回跑了三四趟,最后认定下来三年零两个月。”他叹了口气,“建平,你以前在国棉十七厂之前,有没有做过别的?临时工、知青、插队落户、部队服役,这些都算的。”
我想了想,说:“我七七年高中毕业,在家待了两年,后来顶替我爷娘的岗进的国棉十七厂,中间没别的。”
“待业那两年不算,但你要问问清楚,有的人做过一段临时工,只要档案里有记录、有工资单,也能认定。你回去翻翻档案,看有没有漏掉的。哪怕多认定一年,每个月就能多出几十块到一百块。”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手指头在膝盖上敲了敲。刘德明这个人做事仔细,跟我这种粗枝大叶的完全两个路子。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语气不急不慢,像是在仓库里盘货,一件一件摆出来给你看清楚。我注意到他左手无名指缺了一小截,问起来,他说是修车的时候被链条绞的,也没当回事。
“第三点,”刘德明竖起三根手指头,“是退休时间的选择。”
“退休时间还有什么讲究?到点退就是了。”
“你讲的到点退,是按法定年龄退。但有些人可以提前退,有些人是延后退。提前退的,个人账户计发月数大,每个月拿得少;延后退的,计发月数小,每个月拿得多。这个差别不算太大,但还有个更关键的东西——退休那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
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翻了两下,递给我看:“你看,每年社平工资都在涨。你早退一年,用的就是上一年的社平工资作基数;晚退一年,基数就高出一截。我跟厂里商量,多干了两年才办的退休。这两年里社保继续交,社平工资也涨了,基数上去以后,算下来的养老金每个月多了将近两百块。”
“你身体吃得消?”我打量他,他比我瘦,颧骨高高的,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
“仓库保管员嘛,又不要搬重物,就是点点数、记记账。老板也愿意留我,老职工用着顺手。多干两年,多拿两年工资,养老金基数还高了,三头赚。”他笑起来,露出两颗镶过的门牙,“你到时候也可以跟单位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延两年。”
我摇摇头:“我那个物流公司,恨不得你到点就走,哪里肯留。”
“那你就要把第四点搞搞清楚。”刘德明把手机收回去,指了指大厅墙上贴的宣传栏,“第四点最要命——过渡性养老金。”
“什么性养老金?”
“过渡性。你九二年底之前有没有工龄?”
我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我七九年进的国棉十七厂,到九二年底,十三年多。”
“那你就有过渡性养老金。”刘德明声音压低了一点,像是讲什么机密事情,“九三年以前,上海还没开始个人缴社保,那段工龄就靠‘过渡性养老金’来补偿。这部分钱是按你九二年底之前的缴费年限和当时的指数化工资算的,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档案齐全,认定上了,一个月多出好几百;有的人档案乱七八糟,认不上,就少一块。你回去查查你档案里九二年以前的工资单、调资表还在不在。缺哪张纸,赶紧去补。”
我听到这里,后脊梁一阵发麻。我在国棉十七厂那些年的档案,厂子关张的时候乱得一塌糊涂,好多工友的档案都丢过。我自己的档案后来转到街道,到底全不全,我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雨停了。大厅门口吹进来一阵穿堂风,带着外面梧桐树叶子的湿气。刘德明站起来,把表格交到窗口,回头跟我讲:“建平,你今天回去就做三件事:第一,去档案存放的地方调档,看看九二年以前的材料全不全;第二,问问街道有没有漏认定的视同缴费年限;第三,到社保中心打一张缴费明细,把每一年的缴费基数看清楚。这三件事办完,你再算自己能拿多少。”
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电话,你查档案的时候碰到什么不明白的,打电话给我。我退休前在厂里兼过几年人事,这些门道我晓得一点。”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上海延吉机械配件厂仓库管理员 刘德明”,底下是一串座机号和手机号。名片边角卷得不成样子,看得出在他口袋里揣了很久。
当天下午我就回了家。阿珍正在厨房里烧夜饭,油锅刺啦一响,满屋子葱花味。我把包往桌上一掼,跟她讲了碰到刘德明的事。她举着锅铲转过身来:“你讲什么?人家比你多拿八百块?”
“八百块出头。”
“那你还坐着干什么?明天就去查呀!”阿珍把锅铲往锅里一戳,跑过来坐我对面,手指头点着桌面,“我老早跟你讲,你这个人就是不算账。当年交社保我说按高一点的档交,你非不肯,讲多交是浪费。现在好了吧?人家多拿八百,你少拿八百,一年差出一万块。你拿什么补?”
我被她讲得哑口无言,闷头扒了两口饭,饭粒含在嘴里半天没咽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骑脚踏车去了区档案馆。档案馆在平凉路那边,一栋老办公楼的三楼。管档案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听我讲完来意,让我填了张调档申请单。等了大概二十分钟,她搬出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口用白线缠着,封皮上写着“国棉十七厂 周建平”。
我手有点抖,拆开白线,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掏。入厂登记表,有。七九年的体检表,有。八几年的调资表,有七八张。九零年的工资单,有。我一张张翻过去,忽然发现九一年到九二年那几张调资表和工资单不见了。袋子里只剩九零年以前的,九二年底以前的最后两年是空档。
“同志,这里面少东西。”我把档案袋递给那个女同志看。
她翻了两遍,点点头:“是少了九一、九二两年的。你原单位后来并到纺织控股集团,可能那时候交接出了问题。你要去纺织控股的退管会问一问,看那边有没有备份。”
我又骑车赶到纺织控股的退管会,在乌鲁木齐路那边。接待我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姓陈,听我讲完情况,推了推眼镜:“国棉十七厂九二年那批档案是有点乱,你等等,我去库房翻翻。”他去了快半个钟头,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张发黄的纸片。“找到了,九一年的调资表,还有一张九二年的工资单,大概是当年从厂里往集团移交的时候夹在别的袋子里了。你复印一下,拿回街道去补进去。”
我接过那两张纸片,薄得透光,上面用圆珠笔写的数字已经有点洇开了,但名字和年份清清楚楚——周建平,一九九一,一九九二。我把纸片贴在胸口,跟老陈连声道谢。
补完档案,我又跑到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这回换了个窗口,是个戴牙套的小姑娘。我把档案材料和身份证递进去,跟她讲我要查缴费明细和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情况。她在电脑里查了十几分钟,跟我说:“爷叔,你九二年底以前的工龄是十三年零四个月,这个已经认定上了,过渡性养老金有的。但是你八零年到八一年之间,档案里缺了几个月的考勤记录,可能影响那段时间的指数计算。”
“缺考勤记录?那怎么办?”
“你去找原单位补一份证明,或者找两个以上老同事写个书面证明,我们这边可以视情况认定。”
我脑子里马上蹦出两个人——以前国棉十七厂机修车间的老班长王德发,还有跟我一个班组的李建国。两个人都是七几年就进厂的,住得也不远。
隔天我就拎了两斤苹果去找王德发。他住在控江三村,底楼,门口搭了个葡萄架,上面挂着几串青葡萄。王德发七十多了,腰板还挺得笔直,听我讲完来意,从抽屉里翻出一本老通讯录,拍在桌上:“考勤记录?我帮你写证明。我跟你一个车间十几年,你哪个月没来上班我还不晓得?八零年你请过一个月婚假,其他时候天天到。”他当场摸出老花镜,铺开信纸写了一份证明,签上名,又打电话把李建国叫过来。李建国来得快,骑一辆电瓶车,车筐里还放着刚买的青菜。他二话不说也写了一份,两个人签在同一张纸上,还按了红手印。
我把这两份证明交到街道,小姑娘收进去,说等上级审核,大概要一个月。
那一个月我过得坐立不安。每天吃夜饭的时候就跟阿珍盘算:要是补上了,一个月能多多少?阿珍拿个计算器啪啪按:“刘德明多八百,你就算补上一些,多不了那么多,能多三百也是好的。三百块一个月,一年三千六,够交半年水电煤了。”我讲:“你这个人怎么算得这么精细。”她白我一眼:“不算精细点,喝西北风啊?”
一个月后,街道打电话叫我去确认。我赶到窗口,那个戴牙套的小姑娘笑呵呵地递过来一张打印单:“爷叔,审核通过了。你九二年以前的指数重新算过,过渡性养老金每个月增加两百一十块。加上你档案补全以后,个人账户那边重新核了一遍,又多出一百三十块。你最终核定的养老金是两千一百四十块。”
两千一百四十块。比我原来的一千八百块多了三百四。没到刘德明那个两千六,但我心里已经蛮适意了。至少没傻到底。
我当天晚上就给刘德明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建平,不错不错,补回来三百多也是好的。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你要留意——每年养老金上调的时候,缴费年限长的人涨得多。你年限现在比十五年多出几个月,将来每年调待都占一点便宜,时间长了差距还要拉大。”
“那你现在到底拿多少?”我追问他。
“我不瞒你,去年调过一次,我现在两千七百多。”
我握着电话听筒,心里又酸又服气。这个人从五十四五岁就开始算这笔账,一步一步把每个环节都抠到了位。我呢,一直稀里糊涂,要不是那天在街道大厅碰到他,到现在还拿着一千八沾沾自喜。
后来我又按他讲的办法,去社保中心拉了一张完整的缴费明细,一年一年对着看。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解释,基础养老金那块跟“本人平均缴费指数”挂钩,我那些年按最低档交,指数只有零点六出头;刘德明按实际工资交,指数在零点八左右,别看只差零点二,乘上缴费年限和计发基数,一个月就差出好几百。
我把那张明细单折好,夹在户口本里。阿珍问我夹那里做什么,我说:“留着给儿子看。他将来交社保,决不能像我这样按最低档混日子。”阿珍哼了一声:“你现在倒会讲了。”
那年秋天,我又在菜场碰到刘德明。他拎着一袋毛豆,在挑带鱼。我走过去拍他肩膀,他回头一看是我,笑着把带鱼举起来:“今天带鱼新鲜,买两条回去清蒸。”我跟他站在摊位前面聊了半个钟头,聊到最后,他把挑好的带鱼分了一条给我:“拿去,算我请你的。你养老金补回来,也有我一份功劳。”
我拎着那条带鱼往家走,路过控江路口的报亭,看见橱窗里贴着一张社保宣传海报,上面印着两行大字:“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我站在海报前面看了好一会儿,心里想,这八个字我要是早十年看懂,现在每个月大概也能拎两条带鱼回家不用皱眉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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