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史学界,能顶着舆论压力说真话的人本就不多,尤其是在韩国那种民族情绪高涨的学术环境里。首尔大学历史系有位叫金在吉的学者,做了三十来年考古研究,性格算不上张扬,可就是他曾抛出的两个观点,把整个韩国学界炸开了锅。
一个说法是,中华文明的时间跨度远远超过通常说的五千年,往前推到万年也是站得住脚的。另一个更让韩国人接受不了——他直言不讳地讲,古代朝鲜半岛的相当部分,本来就是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地方。
这两句话说出来的后果,是他自己都清楚的。《朝鲜日报》当时直接在头版发文声讨,学界把他的研究列为不宜引用的文本,大学取消了他的公开讲座,出版社把他之前印好的书悄悄压在仓库里。
学生举着牌子在他办公室门口站过,同事在走廊碰见都绕着走。有段时间,他被安排到资料室值班,一个月见不到几个人。
支撑他扛下这一切的,是几件谁也绕不开的实物。
1931年前后,日本考古队在平壤地区乐浪郡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那枚著名的"乐浪太守"官印就是这一系列发掘中最有分量的一件。这方印为青铜材质,边长两厘米出头,篆书刻字,无论是形制、尺寸还是字体走势,都跟中原地区西汉官印一个路数。
汉武帝在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设立乐浪郡,这方印章的出现正好对上了历史文献的时间点。金在吉的判断很直接:这不是所谓文化辐射的痕迹,是郡县制原原本本的落地。
再往后,2012年前后平壤大同江畔又出过带"始元四年制"字样的汉砖。始元是汉昭帝的年号,公元前83年正对得上。
平壤西郊还发现过东汉宗室刘茂的墓碑,碑文明明白白写着他历任会稽、南阳、乐浪三郡守。汉朝不光在半岛北部设郡,还派宗室子弟去做太守,这一层关系摆在那里,谁也擦不掉。
乐浪郡的存续时间长达四百多年,配套的车轴、道路碑刻、驿站遗物一件件出土,跟长安一带出的同类器物尺寸严丝合缝。这些东西堆在一起,就算是最不愿承认的人,也很难再拿"独立文明"四个字硬撑。
金在吉挑动韩国神经的,还不只是考古层面。他把韩国人日常挂在嘴边的几样传统文化,一件件对着中国古籍作比对。
腌菜的做法在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里就有记录,端午节的插艾、龙舟、粽子在南朝《荆楚岁时记》中一应俱全,韩服的右衽、宽袖、圆领,翻《周礼》能找到出处,连青赤黄白黑的配色都是五行体系的延伸。
至于谚文,他直接引《训民正音》的序言指出,那套字母最初的定位就是"辅以训民",说白了是给不识汉字的百姓做注音之用,本质上属于辅助系统。
这些论断成立与否,各方还可以继续争,但金在吉提出一个很朴素的看法——历史研究不能替民族自尊心背书,证据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一点,其实和国内不少严肃学者的立场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辛德勇教授,多年来做印刷史、历史地理,公开表达过类似的态度。他谈到过一件事:韩国那件铜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在二十多年前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成功,实物如今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这件事在韩国被视为民族荣光,可申遗成功之后,中国部分学者和网民反应很大,一批研究印刷史的人发文、出书,总体上倾向于否定韩国率先使用铜活字的地位。
辛德勇的看法却和圈内主流有不小的差异。他梳理过《梦溪笔谈》里毕昇泥活字的记载,也翻了元代王祯谈木活字改进时提到的锡活字试验。这些文献里的活字尝试,时间上确实早于高丽王朝那件保留至今的铜活字印本。
但他强调一个关键点——毕昇的泥活字和后续的锡活字,都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真正进入生产领域。宋代杭州一带的雕版印刷已经高度商业化,产业成熟,泥活字这种精巧但效率低下的工艺,在市场竞争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到晚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活字印刷的效果始终没能追上雕版,一直是雕版的天下。
在他看来,韩国铜活字印刷的出现,恰恰跟半岛的社会条件相关。朝鲜使用汉文印制书籍的社会需求量远远不如中国,成熟的刻字工人也更少,一个字刻出来能反复使用,对当地反倒有一定合理性。
到李朝时期,官方铸造的铜活字质量比中国民间的活字要好得多,但代价是牺牲了效率。明代朝鲜使节访华时,还专门和中国官员比对过两国活字工艺的差异,双方各有取舍。
辛德勇不愿意把印刷技术当成民族竞赛的项目。他一直讲一个道理:学术研究的价值,是把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出来,不是替谁争发明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已故的潘吉星研究员,曾坚持要把《直指》的印制年代往后推,其内在逻辑就是要证明它一定晚于中国最早使用铜活字的明代弘治年间。辛德勇不认同这种做法,觉得论据本身都撑不住,更谈不上代表学界结论。
聊到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辛德勇的立场更明确——起源于唐宪宗年间,也就是九世纪初的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庆州出土过一件汉字佛教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部分韩国大众媒体因此鼓吹印刷术是韩国人所发明,中国这边反弹强烈。
辛德勇的判断很清楚:这件印刷品无疑是当时高丽王朝从中国求来的印成品,运回半岛后收藏。但他反对中国学者动辄使用"我方""韩方"这种表述,认为学术讨论没有资格代表全体国民发言。
中秋节的例子,也常被他拿出来讲。查唐初的《艺文类聚》和开元年间的《初学记》,都找不到中秋这个节日。
日本入唐求法的僧人圆仁写过一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面清清楚楚提到,他在山东半岛的青州、登州一带,见到当地人过中秋节,问起来说这是新罗人的习俗,中国不过。
这段文献时代明确,是唐代中后期从新罗逐渐影响到中国的节日。所谓《周礼》里的"中秋",讲的是历法概念,跟节日风俗完全是两码事。
有些网友一听中秋来自朝鲜半岛就上头,觉得国格受了损。辛德勇的态度反而平和:文化交流从来是双向的,中国自张骞通西域以来,就大量吸纳过西域文化,接下来又接受了不少来自东北亚方向的元素。
他还举过一个多数国人根本没意识到的例子——现代汉语中的绝大部分双音节词,像革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都是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用中国古典典籍的字词翻译西洋概念时创造出来的,之后倒流回中文世界。
要是把这些词全部剔除,今天很多话都说不出口,文章也没法写。日本人从没觉得中国人因此欠了他们什么,因为他们对自己文化里的中国血脉同样心存感激。
这种彼此塑造的关系,才是东亚文化圈的真实状态。半岛也好,日本也罢,越南也是,早年间接受了大量中原文化的营养,后来在很多领域反过来做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
辛德勇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较劲的——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慢一些,谁也没资格永远领先。真正让文化持续向前的,是彼此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死抠一件器物的发明权。
回到金在吉的处境,其实和辛德勇这种态度是一体两面。金在吉在韩国承受的压力更大,因为韩国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成因。半岛长期夹在东亚大陆强权和海上帝国之间,近代又经历过日本长达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1945年才结束。
民族独立后又赶上冷战格局的塑造,脱殖民与身份重建的过程一直没有真正完成。这种历史处境下产生的民族情绪,中国学者是能够理解的,但理解不等于赞成,更不等于要以对等的民族主义去回敬。中国文化的体量和延续性摆在那里,本用不着靠贬低邻居来抬高自己。
当下的中韩关系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后,两国高层互动的姿态明显缓和,官方场合几次强调"求同存异""不结怨于邻"。
中韩之间的文化摩擦,本来就大多来自民间舆论场的相互刺激,学界如果能多一些像金在吉、辛德勇这样愿意就事论事的人,无谓的口水战会少很多。
金在吉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的史学叙事体系,代价不轻,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的办公室墙上一直挂着乐浪太守印、始元四年汉砖、刘茂墓志铭这三张照片,用来提醒自己面对的是实物,不是情绪。
真正的学者不看听众的脸色,只认证据的分量——这句话说出来简单,做起来难。
历史不是靠感情写出来的,是靠一片片瓦砾、一枚枚印章、一段段文献堆出来的。中韩之间那段共同经历的往事,本来就该在客观的学术讨论里得到梳理,而不是被两边的民族情绪反复消费。
金在吉在韩国说的那些话,本国人也许一时接受不了,但道理站得住脚,就有它自身的分量。至于中国这边,更没必要跟着往民族主义的方向拱火。承认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承认历史的复杂性,比什么都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