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过丁宝桢,知道他是贵州走出去的晚清名臣,却很少有人留意,同一时代毕节海子街,还有一个周氏家族,靠着读书一步步走出大山,在晚清官场上留下很深的印记。周起滨已经有不少文章讲过,可他的长子周范,明明也是咸丰朝进士,在云南多地做过知府,相关记载却散落在地方志里,少有人专门来讲他的经历。
普洱府古城古版画
周范生长在一个读书风气浓厚的家庭里,父亲周起滨是道光三年进士,一路从河南基层知县做起,辗转数省,最后官至太常寺正卿,诰封荣禄大夫,一品大员,是晚清黔西北为数不多能够走到朝堂高位的读书人。外人很容易想当然,觉得有这样一位手握实权的父亲,周范的路一定走得轻轻松松,靠着父辈的人脉就能安稳做官,少受颠簸。
咸丰进士题名碑古籍书影
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晚清的科举制度有它固定的规则,功名要自己去考场里面挣,父亲的名望可以带来眼界、家教,却不能直接送给儿子一张进士的出身。周范是靠着自己苦读,在咸丰三年参加会试,拿到三甲进士,拿到踏入仕途最核心的一块敲门砖。
清代古籍抄本书影
考中进士之后,周范最先被分到京城刑部广东司做主事。刑部是朝廷里事务繁重的衙门,每天要处理各地上报上来的案件文书,核对卷宗,熟悉律法流程。京城的官看着风光,竞争也格外激烈,无数进士扎堆在各部等候机会,有的人一辈子困在京曹,没有机会外放独当一面。周范在刑部沉淀一段时间之后,接到调令,离开繁华京城,去往云南任职。
放在咸丰年间,云南并不是大家眼里的肥差。当时西南山区交通闭塞,从贵州进入云南,一路山高谷深,路途漫长,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车马,一趟赶路就要耗费数月。当地族群杂居,风俗和中原、江南差别很大,府衙要管的事情也更繁杂,既要安抚地方百姓,处理田土纠纷,维护地方秩序,还要兼顾文教、粮储,遇上灾荒还要安排赈济。愿意主动去往西南边疆任职的官员,并不多。周范先后署理澂江、元江、曲靖、顺宁、普洱几处府事。
一府知府,就是一方地方最高长官,一地民生、治安、教化,担子全部压在他身上。几个府分布在云南不同区域,气候地貌各不相同,治理难点也不一样。曲靖靠近贵州,往来商旅多,人口流动频繁;普洱地处滇南,山林广袤,出产茶叶,民情有自身特点;元江、顺宁、澂江也是各有风土。接连换这么多地方任职,说明朝廷认可他处理边疆事务的能力,哪里需要就派往哪里。任职多年之后,朝廷赏给他花翎,加了盐运使衔,诰授中议大夫,品级从三品。
周氏家族流传着“父子双进士,五子皆为官”的说法,周范是长子,也是这个家族故事里很关键的一环。弟弟周筼是同治年间的举人,在四川做同知;三弟周簳靠着太学生出身,在湖南多地担任知州,后来升任沅州知府;剩下两位弟弟,也都进入国子监或者衙门任职。
一个家庭五个儿子全部走上仕途,在当年属于非常少见的景象。但这不是靠着特权堆砌出来的,根源在于周家代代坚持读书,看重家教,父辈言传身教,把读书修身、踏实做事的观念传给下一代。周起滨自己在河南做知县的时候,出钱出力修建书院,给当地学子创造读书的地方,他心里清楚文化对地方、对家族的分量。这样的家风,自然会落到周范兄弟身上。
很多人读古代历史,习惯把古代官员简单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类,标签一贴,故事就结束了。真实的古代官员的人生,要复杂得多。周范留下的政绩记载不像丁宝桢那样有轰轰烈烈的大事被反复记录,没有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流传下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大多是地方志里简洁的履历,写清楚他在哪一年取得功名,担任过哪些官职,得到过什么样的封赏。
除此之外,他还有诗集《沅江四一吟草》传世。这一点恰恰很有意思,说明他不只是一个只会处理公文、审理案子的官吏,他有文人的一面,在奔走各地做官的日子里,会观察山川风物,记录旅途见闻,写下诗句。公事之外,他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很多古代在外做官的读书人都是这样,一边扛着治理地方的责任,一边用诗文安放心绪。在遥远的边疆,山长路远,家书难得,诗文就成了他们排解乡愁、记录见闻的方式。
放到今天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依旧有值得琢磨的地方。我们现在总在讨论家庭教育,讨论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周氏这个家族的故事,刚好可以拿来对照思考。周起滨身居高位,手里有资源,但是他没有想着直接给儿子安排捷径,而是引导孩子走科举正途,靠自身学识换取功名。周范有父辈的光环,却没有留在京城安逸度日,主动去到条件艰苦的西南边疆,接连在多个府城担起治理责任。光环从来不等于底气,真正的底气,来自自己读过的书,历练出来的处事能力。
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地方历史人物,只有本地老人、族谱爱好者才知晓,慢慢淡出大众视野。毕节有周起滨,有周范,还有其他一批从大山走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在西南、在全国各地履职,把来自黔西北的见识带到各个地方。同时他们也把在外看到的治理思路、文化理念带回故土,形成一种流动的文化传承。很多地方文化,就是靠着这样一代一代人的奔走、记录,慢慢沉淀下来。地方志、族谱、遗留下来的诗文集,就是留住这些普通人容易忽略的历史碎片的载体。如果没有人去翻查,这些名字就会一直安静躺在旧书里面,慢慢被遗忘。
晚清本身又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咸丰年间战事不断,国内局势不稳,西南边疆也时不时出现地方动荡。这个时代里做官,风险远远大于太平年月。周范在云南各地任职的这些年,正是时局起伏的阶段,治理地方的难度,比和平年代高出很多。安稳治理一地,安抚百姓,维持地方秩序,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是只有做出惊天大事才算有价值,守一方安稳,善待百姓,重视教化,在平凡繁杂的日常公务里面守住本分,同样是为官的一种担当。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地域和人才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刻板认为,偏远地区不容易出人才,但是贵州历史上,一代代读书人突破地理阻隔,背着行囊长途赶考,走出大山,进入朝堂,去往各地履职。周起滨、周范父子就是其中代表。大山困住了交通,却困不住读书的志向。
他们学成之后,又去往云南、湖南、四川这些同样多山的省份做官,在相似的山水环境里面,更能理解山区百姓生活的难处。这种来自山地的共情,是很珍贵的东西。常年在平原水乡任职的官员,未必能体会山区百姓耕种谋生的艰难,而从贵州山里走出去的周范,更容易看懂滇地山民的生存处境。
读书这件事,放在周氏家族几代人身上,也能看到长久的回报。读书不只是为了考取一个功名,拿到一份官职,读书同时塑造一个人的眼界、底线。周家几代人辗转多地为官,留下的记载里,没有留下贪腐扰民的负面记录,代代都维持着不错的名声。这就是家风持续发挥作用的结果。好的家风,不是几句挂在墙上的空话,是长辈日复一日的示范,是遇到选择的时候守住的底线,是无论顺境逆境,都保持读书自省的习惯。
周范一边处理繁杂府务,一边坚持写诗留存文集,就是这种习惯的体现。哪怕公务再忙,也给自己留出精神空间。这个道理放到今天,对每个家庭,每个普通人,依然适用。我们现在不用参加科举,不用远赴边疆做官,但是持续学习,守住内心的节奏,不被眼前的浮华裹挟,是跨越时代都适用的道理。
现在很多地方兴起寻根热,不少朋友会翻家谱,寻找自家先祖的故事。周范和周氏家族的故事,也给所有寻根的人一个提醒。很多先祖,不一定是史书里浓墨重彩的大人物,他们可能只是一个知府、知州、举人,履历简简单单。但正是无数这样的人,串联起地方历史的脉络。一个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拼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地方文明。我们不必只盯着家喻户晓的名人,那些散落在地方志里、族谱里的名字,同样值得被看见。他们当年踏过的山路,治理过的土地,写下的文字,都是属于这片土地的记忆。
云南曲靖、普洱、元江这些地方,今天游人往来不断,大家去看山水风光,品尝当地特产,很少会想到一百多年前,有一位来自贵州毕节的知府,曾经在这里处理民间纠纷,兴学劝农,看着这片土地上的朝暮山河。历史藏在山水之间,藏在老城街巷的烟火里面,只是很少有人主动提起。当我们重新把周范的故事梳理出来,也相当于补上西南边疆治理史里面很小但是很重要的一块碎片。边疆治理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词语,它落到实处,就是一任任地方官,日复一日处理粮食、水利、教育、纠纷,和当地百姓朝夕相处。
一个家族的兴旺,同样不会只靠一代人的高光。周起滨是周家走向鼎盛的关键人物,但如果没有周范兄弟几人接续读书,踏实履职,“父子双进士,五子皆为官”的佳话也就无从谈起。一代人打下基础,下一代人接续努力,家族文脉才能延续。这种接力,放在今天看,也很有启发。无论是家族发展,还是地方文化传承,都需要有人接续去做,有人记录,有人传播,才不会断掉。
很多网友看历史故事,喜欢简单下判断,喜欢分出高低优劣。可我们看待百年前的古人,最好还是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里面去理解。周范有一个一品父亲,这是他人生的客观条件,却不能直接定义他的全部。他的功名是考场得来,仕途是一步步在西南多地历练出来。
他没有留下大量传奇事迹,但是数十年扎根边疆府治,留下诗集,留下地方志里稳稳当当的任职记录,这就是他留给后世的痕迹。历史的厚度,本来就是由无数这样不耀眼,却认真走完一生的人共同堆起来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翻过自家的族谱,找到过先祖在外省做官的记载?或是你去过曲靖、普洱这些云南城市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当地留存的清代府衙旧闻?毕节海子街周氏这一段故事,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你觉得像周范这样被埋没在方志里的地方历史人物,值不值得更多人去了解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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