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慈禧虽然组织了光绪的戊戌变法，但她内心也深深感知到清朝局势的危急，开始尽一切手段与努力救亡图存。选派年轻学子出洋留学，为清朝未来发展培育人才，同时全面学习海外各国的先进制度与技术，成为清朝君臣当时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江南陆师学堂下属的矿路学堂，也派出了一批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有一个年仅21岁的浙江绍兴人，日后成长为中国近代文坛巨匠，他就是闻名世界的鲁迅先生，当时他的名字还是周树人。

此后，鲁迅在日本进行了长达7年的学习生活。在日本期间，他不仅经受了较为开明的先进思想的洗礼，也学到了相应的科技与文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还结交到一批日本朋友。鲁迅发现，虽然清朝当时世界地位很低，遭到很多强国鄙视，但还是有不少日本人能够以善意和同情之心看待当时的中国人，比如尽人皆知的藤野严九郎就是其中之一。

鲁迅回国之后，仍然与一批日本国际友人保持着友好往来，日本人内山完造就是他的密友之一。鲁迅寓居上海期间，闲暇无事之时，经常步入日本人内山完造在租借开设的书店中，两人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根据鲁迅日记记载显示，他曾经去内山书店之中多达500多次，购书多达千种以上，两人的关系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笔为枪的鲁迅招致迫害，遭遇多次追捕，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内山完造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民国当局不敢招惹他，积极为营救帮助鲁迅多方奔走，曾经把鲁迅隐藏在内山书店长达40多天，帮助鲁迅躲过一场性命交关的大祸。所谓“疾风知劲草”,由此可见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情之坚不可摧，也相当于为当时的民国文化界保存下最优秀的领军人物，功不可没。

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内山完造的真实身份和他开设的内山书店，却成为一大谜团。有人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对鲁迅的帮助是真心实意。有人则说，内山完造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日本卧底，他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情报，伪装出一副伪善面孔，他的内山书店是一个隐藏的日本情报点。

这两种说法到底孰是孰非？事实胜于雄辩。说内山完造是“特工”的说法，追根溯源，起源于鲁迅当时与一批反派文人进行的论战。为了打击鲁迅，有人别有用心地写了一篇《内山书店小坐记》，并公开发表在《文艺座谈》上，文中声称“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做侦探”，说内山完造一直秘密搜集情报。言外之意是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污蔑鲁迅与内山完造是一丘之貉。

这种狠毒阴险的下三滥攻击手段，激起了鲁迅的极大愤怒，他当即写文章予以批驳这种无耻谰言，“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一个也不宽恕”，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些无耻文人的极大愤慨和鄙视。

鲁迅先生病逝后，内山完造作为他的密友，公开发表演讲悼念鲁迅，“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而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赢得世人的广泛共鸣。

随着日方挑起侵华战争，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内山完造被迫回到日本。他回国后，反而被视为替中国搜集情报的危险人物，先后受到京都府特高课、东京警视厅、军部的轮番调查，多次被关押审讯。由此可见，说内山完造是日本卧底、内山书店是日本人情报点的言论完全不攻自破。

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交往，担任过中日友好协会理事长，病逝前留下遗言，安葬在他的第二故乡上海。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流传天下，他也被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受到世人尊敬。

参考资料：《鲁迅与内山完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