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耀清，今年67岁，在湖北武汉做豆腐脑生意。每天早晨，我都会推着车子，来到武汉大学正门外四眼井社区里，开始售卖我做的豆腐脑和豆浆。我的这个小摊点，没有招牌，也没有叫卖声，豆腐脑的价格是1块钱一碗，在我的顾客中，有的从小被爸爸妈妈带着来吃，如今他们做了父母，又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吃。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平凡的我，却被大家送了“豆腐脑爹爹”的绰号，还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我转发点赞。(蒋振东“百村千家万人”拍摄计划正在进行中，欢迎您提供拍摄线索，并成为故事的主角）

我的老家在湖北云梦，我年轻时当过8年兵，转业后干起了运输生意。1984年的时候，我用积蓄买回了一辆小货车跑运输，赚了不少钱。我在富起来后，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仅把所有积蓄花光了，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最后，连那辆小货车，也被上门讨债的人开走了。1986年，我在走投无路时，来到了武汉，开始卖豆浆和豆腐脑。

刚来武汉的时候，我小儿子才几岁。为了养活一家四口，我每天卖完豆腐脑后，还会另外打一份零工，而且一干就是20年。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大儿子在厦门一所高校里工作，小儿子就在武汉工作。很多人劝我别卖豆腐脑了，该安心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我闲不住。

我刚开始做豆腐脑的时候，物价还很便宜。一碗豆腐脑，别人都是卖1毛钱，我就想着价格不能太贵了，就按5分钱一碗来卖。后来，别人卖1块钱一碗的时候，我就变成了5毛钱一碗。再后来，别人家的豆腐脑都变成了2块钱一碗，我就把价格变成了1块钱。从刚开始来武汉卖豆腐脑到现在，我已经卖了33年，在这33年间，除了每年过年回老家的那一个星期外，其余时间我每天都会出摊，而且是风雨无阻。

做豆腐脑的主要原材料是黄豆，在市场上，黄豆有两块多钱一斤的，也有三块多钱一斤的，为了保证豆腐脑的质量和口感，我一直坚持用湖北仙桃、天门种植的，价格是三块多钱的豆子。每天凌晨2点钟，我和老伴就开始起床忙碌，泡豆子、磨豆子、做豆腐脑和豆浆。到凌晨5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和老伴就一人一个推车，兵分两路出去售卖豆腐脑。

住在附近的很多人，不仅仅是我的顾客，也变成了我的老朋友。每次给他们盛豆腐脑，我都是把碗装的满满的，他们总是会大声说：“够了，够了，太多我吃不完了。”这位老朋友，几乎天天都会来我这里吃豆腐脑。

这是我售卖豆腐脑的工具小推车，我已经用了33年了，上面的木板松了，我就用铁丝拧起来，仍然坚持使用。在小推车的前面，我用铁丝挂了一个小牌牌，在上面写着一元豆腐脑、豆浆、绿豆汤。

由于我的豆腐脑和豆浆物美价廉，很多顾客吃过后，也会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也有一些顾客，经常都会骑着电车，从比较远的小区赶过来，买完再骑着电车回去吃。

一位叫张福生的老顾客，前些年他带儿子在我这里吃豆腐脑，现在他的孙子也在我这里吃豆腐脑，我豆腐脑的价格始终是只卖1块钱一碗。他经常跟我“生气”，说别人都是两块钱一碗，甚至还有卖三块钱的，你就卖一块五一碗好不好。他还给我打印好了价格，写的是豆腐脑一块五一份，豆浆一块五一份，绿豆汤一块五一份。但我一直把这个放在了家里，没有用，还是按照1块钱一碗卖。

很多人给我算了一个帐：一个装豆腐脑的纸碗要1毛钱，豆腐脑用的白糖需要1毛钱，还有一次性勺子，做这生意完全不赚钱，不能继续再卖1块钱一碗了。还有顾客说，如果把价格涨到2块钱，那么每天就可以多赚一倍的钱了。

其实我一碗豆腐脑只卖一块钱，就是想回报社会，回报老百姓，以前我在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过我。当年我刚来武汉的时候，一名老乡为我提供食宿，有次我家里失火，邻居们和警察给我抱来了棉被，我现在摊位门面的老板也不收我费用，这些都让我感动。现在我有能力了，要尽己所能回报他们。

在我的家里，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外，基本上都是和做豆腐脑有关的东西了。由于每天凌晨2点钟就起床做豆腐脑，白天忙完事情要回家补觉，桌子上的电视，都很少打开看。邻居们给我开玩笑，我的所有生活就是豆腐脑。前不久，长江日报报道了我的故事，我的故事还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点赞，很多顾客也从很远的地方，导航着来找我吃豆腐脑。

如今，我已经做了33年的豆腐脑，我想一直做下去，直到我做不动了为止。我很感谢那些一直盼望我把价格涨到2块钱一碗的顾客，虽然我拒绝涨价让你们生气，但是从内心里感谢你们。这是我在卖完豆腐脑推车回家的路上。(蒋振东“百村千家万人”拍摄计划正在进行中，欢迎您提供拍摄线索，并成为故事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