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古代某些时期，封建礼教下的愚孝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的，充分体现着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比如《二十四孝》里的“埋儿奉母”的故事，就让人听着都感觉恐怖，那么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多少呢？难道真的有人为了孝顺母亲，把自己的儿子活埋吗？

埋儿奉母图

历史的真相已经掩埋在斑驳的史册里，除了当事人和同时代的人，很难断定某一个历史事件是绝对真实的。但对于“埋儿奉母”这样的故事，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去思考，也许能给我们一些不同的启发。

《二十四孝》之中，诸如“埋儿奉母”，“卧冰求鲤”，“尝粪忧心”这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大多出现在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戏彩娱亲”“鹿乳奉亲”“芦衣顺母”这样比较温和的故事，却多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从现代人的角度上来讲，“戏彩娱亲”是完全能够接受，而且大家也不会觉得是做作过分的孝顺行为，但“埋儿奉母”就完全不同，这已经超越了孝顺的概念，变成了一种反人道的行为了。

彩衣娱亲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孝顺的故事，在春秋时期和两汉以后，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这就要从汉朝独特的选官制度“察举制”说起了，察举制之下，士人当官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举孝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在民间有很孝顺的名声，被当地的官员们听到，就可以通过举荐的方式为官。

这种制度之下，士子个人在乡间的名声，就成了他能否被举“孝廉”，进而进入官场的基础。而汉朝以“孝”治天下，孝顺的名声可以说是所有“孝廉”都必须具备的条件。

但是“孝顺”作为一种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根植于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换句话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孝顺是“常态”，不孝顺才是“变态”。在一个全民都讲究孝顺的世界里，想要以孝顺出名，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代孝子图

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孝顺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想要在乡间以传统的方式获得“孝顺”之名，就必须经过很多年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偏偏有野心想要入仕为官的，一般都是年轻人，很少有人说等到80岁了，忽然说我现在想去当官了。

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之上，这些为了能够举“孝廉”而当官的士子们，只能出其不意，以极度夸张的行为来“表演”自己的孝顺，从而让名声传出去。

所以说，《二十四孝》之中汉朝以后的故事往往比较极端，实际上是在察举制之下，士子们为了求名不得不“表演”出来的孝顺，为了更引人注目，演技不得不夸张一些。既然是表演，自然是当不得真的。

以上是从二十四孝所选取的故事本身角度来看的。另外从《二十四孝》的成书时间来看，当时正处在宋元之交，理学兴起并发展的年代。

《二十四孝》

理学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鲁迅所说的“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主要指向的就是宋元理学。在儒学向前发展的历程之中，宋元之际的理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在此之前，儒家所讲究的“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其含义是双向的。

正如《论语》中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是到了宋元之际，理学将这种双向的儒学理念，变成了单纯的强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单向选择。

这种理念影响到家庭关系里，就是强调父对于子的绝对支配地位，即父母在家中拥有一切，包括儿子自身的性命和儿子的儿子的生命，所有权都是归父母所有的。

理学鼻祖朱熹

在这种非常态的理论支撑下，两汉以后的士人们为了博取“孝廉”的名声以入仕，故意表演出来的“埋儿奉母”的孝顺，就完美的符合了理学所强调的封建礼教下，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支配地位。

也就是说，是宋元理学为了推行自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故意将汉朝前后士人们表演出来的孝顺当成了历史的真实，从而误导以后的人们，形成非常态的极端孝顺理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愚孝。

当然以上这种论断也只是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而得来的推论，并不代表历史的真相。可面对“埋儿奉母”这种残酷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它只是一场过分的表演，而不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