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大清的朋友圈——李凤苞记录的诸国驻德公使名单|公使馆|李凤苞|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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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2021年春季号

大清的朋友圈

——李凤苞记录的诸国驻德公使名单

王丁

1878年（光绪四年）10月27日，李凤苞以留学监督兼二等参赞之职在伦敦接到谕旨，“候选道李凤苞，著赏加二品顶戴，充署理德国钦差大臣”。（苞/153）[1]第二年他被任命为驻德正式公使，1881年兼出使意大利、荷兰、奥匈德国三国大臣，1884年兼署驻法公使，从而全面担当起大清帝国常驻欧洲重要国家的外交使命。任期共六年，当时清制出使三年为一任，获得延任，与同时使英的曾纪泽情形相同，同样受到清廷的倚重，以曾、李两人的身资差异论，更显李凤苞得到超出常规的器重。李凤苞是19世纪难得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懂科技，通外语，与外国人交往经验丰富，是洋务运动最急需的人才。【图1】

图1 李凤苞（摄于奥地利维也纳）

在为时六年（1878—1884）的使任上，李凤苞以他干练的行事风格完成了很多长线（“换约”）和短线（应对处理危机）的外交工作。他的另一方面的任务是为北洋海军采购海军舰只和军火，也正是因涉及巨额款项，有关贪腐的指控终于给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奉调回国后不到三年便郁郁而终，终年不过五十三岁。其一生是非功过，从当时一直到今天都有人在评说，褒贬相差悬殊。近年有学者基于更多文件，对他的贪污案是否冤案重新加以讨论。[2]从名山事业的角度讲，他“著有《四裔编年表》、《西国政闻汇编》、《文藻斋诗文集》等。其他音韵、地理、数学，皆有论著，未成。”[3]在供职江南制造局期间，李凤苞与德国人金楷理（K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合作翻译的《饼药造法》、《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弹造法》、《克虏伯炮表》、《攻守炮法》、《行海要术》、《营垒图说》等，也是他对洋务运动和中国国防工业现代化的贡献。[4]此外，他还留下了一些公文函电，先有清驻德使馆档案的整理公布，后有他与天津北洋军械局的信函，近年也已出版，记录了他出使期间的公务活动。[5]

《使德日记》可说是李凤苞最有名的著作，[6]最早在光绪年间由江标刊刻于湖南使院“灵鹣阁丛书”（与李文田《朔方备乘札记》收在同一册），目录原有六卷，现仅存一卷，约四万字，记录的是从光绪四年十月初二日到十二月底除夕夜李凤苞初到德国最初三个月的工作、生活、见闻、思虑。其他五卷向来未刊，稿本不知是否还在天壤间。仅就今存的一卷看，内容实在、丰富，对外事过程、商务接洽记述清晰，对所见所闻西方技艺产品的技术细节的描写不厌其详，足为洋务派一代增色。

本文就《使德日记》中一段有关各国外交官情况的记录原文，依次对这些使节及所属国家、名字加以考释，先根据各国有关外交使团人员名录和其他外文外国史籍记载，复原出当时驻德外国使节名字的外文书写形式，确定其人的who’s who，在能够确定真实性的情况下将有关人物的肖像图片附刊出来，然后就日记的史料价值做一点讨论，顺便提出一点有关文字整理和校勘问题的意见。

在接到总理衙门转到的光绪皇帝谕旨、军机大臣奕䜣函件的五天后，即1878年11月1日（星期五）清晨，李凤苞便从伦敦启程，先乘火车到都乏海口（Dover，多佛尔港），换乘轮船抵喀来海口（Calais，加来港），再换火车，途经法国、比利时，于11月3日当地时间6点45分到达柏林。当天是西历的礼拜日。下车伊始，在与前任履行交接手续之后，履新的李凤苞即于11月4日（星期一）拜会德国外相毕鲁（Bernhard Ernst von Bülow，1815—1879），然后就密集展开对其他驻德使节的拜会，访问的顺序依次为：

（1）意大利大使（11月7日星期四下午）

（2）英国大使（11月8日星期五下午一点钟）

（3）俄国大使（11月8日下午）

（4）法国大使（11月9日星期六下午三点钟）

（5）土耳其公使（11月11日星期一下午三点钟）

用时正好一个星期，走完第一轮。

英、法、奥、俄、意这五个向德国派驻大使的国家，是李凤苞计划首先会晤的对象。所以，在拜会德国外相毕鲁之后，李凤苞随即致函五国使馆约定时间。在随后几天里，他依次拜会这几个国家的使节。

一、头等使

（1）卢赛尔（苞/155，160，165，188，194），即Odo William Leopold Russell, 1. Baron Ampthill（1825—1884），英国驻德大使。有关该氏，参下文6.1。【图2】

图2 卢赛尔画像（《名利场》Vanity Fair，

1877年7月20日）

（2）汕乏连（苞/161），即Charles Raymond de La Croix de Chevrières, comte de Saint-Vallie（1833—1886），法国驻德大使。参6.5。

（3）吴布里（苞/160），即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Убри/Pavel Petrovich Ubri（1820—1896），俄罗斯驻德大使。光绪七年（1881）李凤苞再次会见此人，“〔闰七月〕初五日午后见俄使乌柏里，即前在柏林之俄使。”[7]

（4）罗讷侯爵（苞/159），即Luigi Maria Edoardo de Launay（1820—1892），意大利驻德大使。参6.6。

（0）奥匈帝国公使空缺，“奥公使暂回本国，由参赞代理。”（苞/164）即将任命的新公使是Emmerich Széchényi von Sárvár-Felsővidék（1825—1898）。奥匈帝国有一级使馆的地位，李凤苞也有意前往拜会，但是没有实现。所谓“暂回”，也许当时是得自奥国使馆的官方说辞，但实情是此时是旧使卸任、新使未来的空档期。据外交文献记载，前任公使Alajos Károlyi von Nagykároly已于1878年11月3日离任。[8]李凤苞记录此事是在光绪四年十月十七日，即西历1878年11月11日，正值两位公使一去一来之间。不仅如此，奥国因此被李凤苞降格列在使馆名单的最后一部分，原因也就在于，当时奥国正使空缺，由华根士拖士步希（详下文4.28）代理公使职责，自然不能作为头等使看待。

（5）萨多拉贝（苞/164），即Sadullah Pascha（1838—189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驻德公使。奥斯曼帝国（1517—1923）与德国于1837年建立外交关系，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9]奥斯曼帝国是当时少有的未与清朝建立官方关系的大国。1934年土耳其与中华民国缔结正式外交关系。【图3】

图3 土耳其驻德公使萨多拉贝

按李凤苞自己的记录，他的这一拜访程序是按照“西例”，也就是西方的外交常规进行的，从大国一等使节开始依次逐一进行。至于何以首先去见意大利大使，而不是当时世界第一重要的“日不落国”大英帝国使者，似乎并无深意。也许他走访的顺序只是当时双方约定彼此适宜的时间，造成一种排名不必分先后的次序。事实上，在李凤苞十月到十二月的日记当中，中、英两国柏林使馆之间的往来是最热络频繁的。

在拜访完第一轮之后，李凤苞在日记中又开列了一个清单，列出二等使节以下的所有公使、署理公使的名字，作为下一步的拜会、接触的准备。这个清单内容丰富，也有些有趣的问题，例如有几个名字的标点，整理本有误，有的文字错误可能在早期刻本中已经形成，下文将做说明。为便于叙述，我们先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读法，现转录其文如下：

今驻德二等使为：比利时之诺汤，巴敦之脱噶克亨，拜晏之啰脱哈脱，巴西之邵胡，丹麦之夸德，希腊之郎噶贝，日本之爱俄基，黑孙之乃脱哈脱，梅令布希之派里乌司，荷兰之华霍和生，美利坚之退辣，葡萄牙之里尔乏斯，西班牙之贝奴马尔，瑞典之比尔脱，瑞士之和脱，萨孙之淖台止瓦费次，威登布希之士必生拜尔希，凡十七员。三等使为：布伦瑞希、奥登布希两邦之里白，汉倍克等三城之克吕噶尔，墨西哥之巴尔雷大，科士答里噶之保削尔脱，凡四员。署使则奥之华根士拖士步希，海为岛之达们，洛生布克之爱生，并中国而为四员。（苞/164）

二、二等使

（6）比利时之诺汤

Jean-Baptiste Baron de Nothomb（1805—1881）。法语人名。早在1840年他就奉派驻使于德意志联盟，1841年回比利时，短期组阁，并担任首相。晚年代表比利时常驻柏林，推动比、德关系。【图4】

图4 比利时驻德公使诺汤

（7）巴敦之脱噶克亨

Hans von Türckheim zu Altdorf（1814—1912）。巴敦，即Baden（今译巴登）公国。德语人名。案：当时德意志所属各邦向德意志帝国暨普鲁士派驻使节，犹如邦国驻京代表。这一传统在现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仍有余绪，至今全国十六个州与独立城市均在柏林设“联邦州代表处”（Landesvertretung）。

（8）拜晏之啰脱哈脱

Gideon Rudhart（1833—1898）。德语人名。拜晏，即Bayern，今译巴伐利亚，即当时的巴伐利亚公国。

（9）巴西之邵胡

Vianna de Lima Baron von Jaurú（1824—1897）。葡萄牙语人名。

（10）丹麦之夸德

George Joachim Quaade（1813—1889）。丹麦语人名。夸，《使德日记》“灵鹣阁丛书”本作“套”，整理本从之。看来从稿本过录、上版时此字已误。现据西文原名改。详下文5.1。【图5】

图5 丹麦驻德公使夸德

（11）希腊之郎噶贝

Alexandros Rhizos Rhankaves（姓氏亦拼写作Rhangabe, Rhangavis，希腊文拼法： Ἀλέξανδρος Ῥίζος Ῥαγκαβής）（1809—1892）。希腊语人名。

（12）日本之爱俄基

Aoki Shūzō 青木周蔵（1844—1914）。日语人名，据发音的罗马字转写再作的汉字音写。详下文6.2。

（13）黑孙之乃脱哈脱

Carl von Neidhardt（1831—1909）。德语人名。黑孙，即Hessen。

（14）梅令布希之派里乌司

Max Ludwig Proculus von Prollius（1826—1889）。拉丁化的德语人名。梅令布希，即Mecklenburg-Schwerin（今译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

（15）荷兰之华霍和生

Willem Frederik Rochussen（1832—1912）。荷兰语人名。

（16）美利坚之退辣

Bayard Taylor（1825—1878）。英语人名。李凤苞再一次提及这位美国公使时，使用了另一个音译写法：美耶台勒。详下文6.3。

（17）葡萄牙之里尔乏斯

Joāo Gomes de Oliveira e Silva Bandeira de Melo Conde de Rilvas（1823—1889），1870—1881年在驻德公使任。葡萄牙语人名。光绪七年（1881）李凤苞前往荷兰递交国书，“八月初一日，戌初抵和国都城哈克客寓，葡萄牙使哩耳梵司相迎，系前充驻德使，今充驻和比两国公使。”[10]

（18）西班牙之贝奴马尔

Francisco Merry y Colóm, 1. Conde de Beñomar （1829—1900）。西班牙语人名。

（19）瑞典之比尔脱

Didrik Anders Gillis Bildt（1820—1894）。瑞典语人名。

（20）瑞士之和脱

Arnold Roth（1836—1904）。德语人名。

（21）萨孙之淖台止瓦费次

Oswald von Nostitz-Wallwitz（1830—1885）。德语人名（斯拉夫语源，姓氏来自贵族封地的名称）。萨孙即萨克森（Sachsen）王国。

（22）威登布希之士必生拜尔希

Karl Freiherr von Spitzemberg（1826—1880）。德语人名。威登布希，即Württemberg，今译符腾堡。外交档案记录该氏1866—1880年期间在符腾堡公国驻普鲁士王国公使任。

三、三等使

（23）布伦瑞希、奥登布希两邦之里白

Friedrich von Liebe（1809—1885）。德语人名。布伦瑞希（Braunschweig，今译不伦瑞克）、奧登布希（Oldenburg，今译奥尔登堡）邦国驻普鲁士王国公使。

（24）汉倍克等三城之克吕噶尔

Daniel Christian Friedrich Krüger（1819—1896）。德语人名。汉倍克Hamburg,今译汉堡。“三城”，即汉莎同盟的成员：汉堡、不来梅、吕贝克。

（25）墨西哥之巴尔雷大

Gabino Barreda（1818—1881）。西班牙语人名。【图6】

图6 墨西哥驻德公使巴尔雷大

（26）科士答里噶之保削尔脱

Maximilian Siegfried Borchardt（1815—1880），德国人，应聘为外国担任使命的职业外交官。科士答里噶即Costa Rica，今译哥斯达黎加。

四、署使

李凤苞初放之衔头“署理德国钦差大臣”，便是署使，因为当时他只是二等参赞级别。他于赴任前在伦敦见威妥玛，了解到“西国例，凡赍有国书者为二等公使，猝有要事出行，派参赞代理，非国君所派，称桑赛兑费阿”（苞/155），[11]显然对话之间，主题涉及到他在使命与使职之间的不平衡。威妥玛向他介绍的桑赛兑费阿，即是外交法语中的chargé d’affaires，今译临时代办。

1877年，也就是差不多在清廷开始向外国遣使、建立现代意义的出使制度的同时，身为英国驻华使馆汉文参赞的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9—1878）就注意到职官制度的沟通，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政府》的手册，将chargé d’affaires一职注为“署钦差大臣”。[12]

（27）奧之华根士拖士步希

Anton von Wolkenstein-Trostburg（1832-1913），奥匈帝国外交官，1870年起在伦敦任驻英参赞，1878年转任柏林驻德参赞，1880年起任驻萨克森魏玛公国署使。德语人名。对这个两节组成、又是多音节的名字，李凤苞和他的译员显得力不从心，有音节-ein-脱落，译音也有不准确的地方。[13]【图7】

图7 奥匈帝国驻德代办华根士拖士步希

（28）海为岛之达们

海为岛就是夏威夷。1878年与德意志帝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时，夏威夷的政治地位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the Kingdom of Hawaiʻi），派驻公使为亨利・卡特（Henry Alpheus Peirce Carter，1837—1891）。此人为一富商，曾经参与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显示出才干。1877年12月受他的国家委派，兼职承担在欧洲多国的外交代表，与诸国磋商自由贸易协定。他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在李凤苞的名单上，因为事实上卡特并没有驻柏林使任上停留多久，有一种说法是1879年回了夏威夷，但是根据夏威夷方面的记载，他早在1878年3月就已辞官而去，急急还乡，赶回去经营他的农商公司C. Brewer & Co.，1878年7月1日之前已到达美国，不日将返回檀香山，家乡故旧已经在翘首准备迎接这位“壮游世界经年、外交成果累累”的卡特公使的归来。[14]【图8】

图8 夏威夷王国驻德公使亨利・卡特（摄于柏林C.Brasch画像照相馆）

李凤苞记录的达们，正是夏威夷驻德公使卡特的代办。经多方查考，现在我们知道，此人是Frank Williams Damon（1852—1915），当时是从夏威夷到欧洲游历的年轻学者，1877年结识卡特，担任公使馆秘书、翻译（达们的孙辈后来接受采访，谈到祖父在柏林的差事乃是出于夏威夷国王的特别任命，因为达们语言能力出众）。有关其生平，详见下文6.4。

达们于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79年1月4日）到中国公使馆拜会，在与李凤苞的谈话中，除了谈论“海为岛”（夏威夷）的一般情况、华侨生活（“近年华人甚多，勤苦工作，食少力强，居民亦不陵虐”），他还提及他“幼时在美国读书，曾与容闳交好”（苞/201）。容闳在1872-1875年间任留美学生副监督，该计划实施到1881年终止。双方的交往当发生在这个时期。容闳是广州府香山县人，在国外他的名字使用粤语发音Yung Wing，他的名作《西学东渐记》英文原版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的作者署名便是如此，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档案馆设有容闳专档Yung Wing Papers，2017年曾经有人提议，应将一所耶鲁新建的学院冠名为Yung Wing College，以纪念这位“国际教育交流和文化交往的典范性人物”。但是，在1870年代的中国，容闳还不过是个留学归来、因为洋务运动崭露头角的小官。他的广东发音名字，由李凤苞（上海崇明人）和他的译员（陈季同、罗丰禄均为福建人）在与西方人的随意交谈中，能够一听便知所指是谁，并非易事，可见他们之间的了解程度。

（29）洛生布克之爱生

Paul Eyschen（1841—1915）。洛生布克即Luxemburg，今译卢森堡。詳下文5.4。

五、标点与文本问题

以上注释的二等公使以下部分文字，岳麓书社2016年版的标点是这样的【图9】：

图9 《使德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第164页

（1）套德：刻本、整理本中这个名字均作“套德”。现在根据这位丹麦使者的名字Quaade，可以合理地勘订为“夸德”。夸、套字形相近，抄写者在不明语源、不知其义的情况下，容易混淆写错。名从主人，外国人名应以原语本名为准，这可以视为理校法的一个特例，可称之为以洋还洋。

（2）不伦瑞希、奥登步希：普鲁士这两个传统的公国，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时改变为附属邦国（Bundesstaat），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伦瑞希、奥登步希两邦”这样标点。里白也的确是驻柏林的两邦代表。

（3）墨西哥之巴尔雷大、科士答里噶之保削尔脱：巴尔雷大是墨西哥的公使，科士答里噶是一个词，就是现今的哥斯达黎加。顿号应点在大、科两字之间。

（4）海为岛之达们、洛生布克之爱生，岳麓书社2016年版断句为：“海为岛之达们洛生、布克之爱生。”（见图9）友人张治教授向我指出，洛生布克是一个词，即卢森堡（Luxemburg），不可当中点断。

如此一来爱生可考，即卢森堡驻德国的常任代办Paul Eyschen（1841—1915），1875—1888年在柏林任所，随即回到卢森堡，出任首相，并兼任外务委员会总干事、农业与葡萄栽培部部长，直至1915年去世。[15]【图10】

图10 卢森堡驻德代办爱生（Pierre Blanc绘，发表于1913年9月28日《卢森堡图片报》Luxemburger Illustrierte)

六、外交人物的经纬纵横

李凤苞名单的史料价值，体现在他的记录触角已经延伸到广泛的国际外交实务范围，而不局限于他的本职范围中德关系。作为实录，这个名单记录了当时主要国家驻德1880年前后的外交代表，大部分人物有比较明晰的记录，少部分现在已经很难考索。有些人物因为与李凤苞和清使馆来往较多较深，李凤苞日记着墨稍多，百年之后的今天读来，依然发人兴味。

1．英国大使：卢赛尔

英使卢赛尔的姓氏Russell引人注意：他是第一代罗素伯爵、两任英国首相约翰·罗素（John Russell, 1st Earl Russell，1792—1878）的侄儿；这位罗首相能为中国读者所知，实拜经典著作之赐。1855年7月25日马克思发表时评文章，讥讽过这位在任的辉格党党魁，“约翰•罗素勋爵爱引用辉格党的一句老格言：‘政党像蜗牛，尾巴带动头’。大概他没有料想到，尾巴为了自救，是会把头砍掉的。”[16]这句英语的俏皮话，按管锥学术方法，大可与《左传》的“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相比较。

罗首相的嫡孙、卢赛尔大使的侄子，中国读者就更加熟悉了：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他曾来中国访学授课一年，还写过一本《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年），当中包含很多外交角度的国际政治思考，说他是“亲华派”，当无异议。

Russell这个英语姓氏，在近代中国还有过另一次辉煌的登场，就是美国人办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主营茶叶、丝绸、鸦片，大进大出，买卖兴隆，在19世纪在华美商中应属翘楚，1818年由Samuel Russell（1789—1862）创办于广州，他的汉字名字是“剌素”。[17]旗昌这个行名的寓意，据说是希望花旗国人的买卖兴隆事业昌盛。[18]这个解释有理，这种给洋行起名的方式是借鉴同时代的华商起名常规做法，远的不说，剌素的朋友、十三行大商人浩官伍秉鉴的怡和行就是一个参照。和气生财，买卖之道古今皆然。教会中人也有姓Russell的，如1848年来华、后任宁波主教的英国圣公会的W.A. Russell，汉名陆赐。这些都是音译，剌素俚俗，但是简单明快，方便记忆；陆赐是一个兼顾寓意的音译名，在教会人士中这种做法可以说从传教活动的肇始阶段就注意到了，一以贯之。

说完他的本家亲戚和同族，现在回到卢赛尔本人。他对李凤苞非常友好，一大原因是他跟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是老朋友，李凤苞出发到柏林赴任的前夕，威妥玛专程到中国使馆相会，并即席挥就介绍信一封教李凤苞面转卢使，因为卢在德多年，在诸位各国同仁中间俨然是“大哥大”，与德国政界和柏林外交圈关系熟稔，又有威妥玛郑重相托，请他多多将中国新同行向柏林政治圈引荐，“卢公在德最久，人亦和平，凡事可面商也”。（苞/155）当然这种盛情的背后，自然也有英国在牵制多头关系方面老谋深算的功利心，何况当时清王朝向西方购买武器舰船的意图已经公之于世，以威妥玛对中国的了解和自信，他自然希望能为英国、英国企业出一把力，争取在军售订单上拔得头筹。后来果然出现了李凤苞需要在购买英国货还是德国货之间的取舍抉择，威妥玛也介入谈判，希图发挥影响，为英商出力。

“旺健果毅，气宇不凡”的英使卢赛尔，与李凤苞初次见面，“首询曾见威君否”，借此强调他与当时的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关系非比寻常。继而表示，“我英国甚喜为中国出力，阁下如有委托，尽可频来，勿拘形迹，自当体国家之意，为中国效劳也”（苞/160），这一席话四平八稳，有面子，也有里子。客气话虽是这么说，李凤苞数年在欧洲为大清订购军舰、兵器，因多下单德国造，屡屡受到英国方面游说集团的压力，甚至他的被革职也隐隐有这一层因素在起作用。对此事前因后果知根知底的曾纪泽说过一句话“英评德舰，徒乱人意”，利益冲突方与其说是举报，莫如说是诽谤。[19]

2．日本公使：青木周蔵

日本公使青木周蔵，是驻德多年的外交官，1873年担任代办，翌年升任公使。期间娶了一位德国夫人。1885年卸任回国，担任外务省次官、外务大臣。后奉调赴英担任公使。[20]【图11】

图11 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蔵

在李凤苞日记中起初叫爱俄基。这是日本人名按照日语发音的拉丁化写法，这侧面透露出李凤苞得到的柏林外交使团的介绍材料是西方语言文本，日本人名未标汉字。日记中下一次提及日本公使，是同年十月十五日在士旦丁（今波兰什切青）参加吴尔铿船厂（Werft Vulkan）新造铁甲舰威尔登白希号（SMS Würtemberg）落成下水仪式。日本使者祝酒词曰：“德国兵船日盛，驶往东方，众所钦仰。吴尔铿厂工日拓，助国富强，尤为可敬。”（苞/162）接触过几次之后，青木公使跟中国公使馆开始了比较近的往来。1879年除夕前，他先邀请李凤苞赴宴，李凤苞发现女主人是德国太太。陪客中有在德学习“交涉公法”八年的道克德尔（Doktor）和考取德国武职的都司，引起了李凤苞的注意。作为回报，李凤苞特地办了一个辞旧迎新的除夕晚宴，邀请青木公使和日本使馆的几位随员，席间宾主热烈笔谈，尽欢而散。李凤苞对日本使团，有“习西国理学，颇有所造，可见日本人之勤学矣”，印象颇深，很有感触。（苞/207）

3. 美利坚公使：退辣／台勒

在李凤苞开列的使节名单中，美利坚的退辣（Bayard Taylor），他未曾来得及曾谋面，但是出席过他的葬礼，当时，李凤苞履新尚未满月。这次提到美使的名字，李凤苞换了一种音译：美耶台勒。（苞/193，194）事由是当天他参见了这位外交官的葬礼纪念会。台勒英年早逝于柏林使任上。他本来是作家、诗人、旅行家，早享大名，还因为他精通德语德文，特别崇拜歌德，将《浮士德》全文以歌德原样的德语格律译成英文，在翻译史上立下不朽的功绩。【图12】

图12 美国驻德公使退辣台勒

因为应邀出席这位歌德专家的葬礼，李凤苞得以了解台勒与歌德的因缘。在当天的日记中，李凤苞留下了一篇歌德小传，把歌德（Wolfgang von Goethe）的名字音译为果次。李凤苞日记的这一记录由钱钟书先生发现，指出重点所在：“果次一称俄特，正是歌德；《完舍》就是《少年维特》。”[21]由此确定了是驻外使节李凤苞使歌德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最早记录，回顾中外文化交流的因缘，其实也不应忘记媒介作用有引路绍介之功的美国公使台勒。

4. 夏威夷代理公使达们——孙中山的友人芙兰谛文

夏威夷代理公使达们的落实，颇费周折。因为夏威夷王国早已进入历史，现在是美国大家庭的一员，关于夏威夷往昔的外交史被淡忘，实在可以理解。对他的追寻，很长时间只能止步于Bringmann的《德国外交手册》（Handbuch der Diplomatie 1815-1963），该书只收录了正使卡特，卡特离职他往，是否有人任代办，无一语及之。李凤苞名单开列的三十个使节名，其中二十九人有名氏，本文至此考出二十八人，达们几乎要因书缺有间而付诸遗憾了。

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缘，我翻览到一份夏威夷出版的基督教会月报The Friend，发现一位名为Frank Williams Damon的夏威夷作者，他远渡重洋，到欧洲游历，去过英国、北欧和大陆的一些国家，特别喜爱阿尔卑斯山区的瑞士、法国部分，常住德国，曾在北莱茵地区巴冕城（Barmen）作过当时留学德国的夏威夷人家的寄住客人。他跟The Friend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经常投稿，稿件一部分是他在欧洲旅行观光的游记，另一部分是报道德国见闻，形成了一个栏目“旧大陆漫记”（Rambles in the Old World），编号连载，每期平均2—3个版面，从1877年到1882年，五年间共发表了六十一篇，足有一本书的分量。从多封信的内容，能够推断Frank Williams Damon就是达们，关键证据有二：

（1）他提到Carter的活动，如：在1878年1月29日的德国来鸿中，他讲述了“是卡特大臣的盛情邀请，让他（译者按：指达们本人，叙事使用第三人称）依依不舍地挥别莱茵河，一路观赏美景，来到这个光彩夺目的帝都柏林，”夏威夷王国公使馆的所在同时也是卡特的官邸，正位于城市的心脏部位，左右前后无不是宫殿、大学、博物馆、大教堂，“透过窗户即可以看到腓特烈大帝御马铜像”。[22]1878年3月，在一个柏林宫廷为来访的奥匈帝国小王子举办的晚会上，他为卡特和新登基的德国皇帝作过德语口译。[23]

（2）在署名的时候，他经常把夏威夷驻德使署标为写作地点：至迟是1878年3月23日，信的结尾行是Hawaiian Legation, Berlin“夏威夷驻柏林使团”。特别是1878年12月10日的信，全文的内容是报道美国公使台勒故去的消息，“整个驻柏林的各国外交使团悉数出席纪念典礼活动”。最后署名部分同样写的是“Hawaiian Legation, Berlin, Frank Williams Damon（于夏威夷驻柏林使署）”。有的时候，他甚至把公使馆的街道地址号码也一并写出，如1878年6月20日的一通，署：“F. W. Damon, Hawaiian Legation, 39 Behren Strasse, Berlin”（达们，发自柏林贝凌街39号夏威夷驻柏林使团）。

这两点足够说明，Frank Williams Damon是这个时期夏威夷公使馆的成员。有点奇怪的是，他本人在他几年当中的欧洲来鸿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他的外交使命。从他一共六十一篇“旧大陆漫记”看，他是一个受欧陆浪漫主义文学浸染很深的文学青年，最经常的话题是欧洲的文化、艺术、建筑和让他至深赞叹的大自然造化之美。有一次，他提到从贝凌街（Behrenstrasse）39号使馆到对面的大学听课，“只有两分钟的路程”，这自然只能是柏林大学了，也就是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北侧现在的洪堡大学主楼。1878年5月，他在那里听了一堂古典学的课：

我在德国大学听的第一堂课，是无法轻易忘记的。那是五月的一个早晨，春光美妙，春色清甜，上课时间是八点到九点钟，教室不大，听课的学生有9位，老教授白发虬髯，讲的是“荷马与伊利亚特”。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听到人用拉丁语讲话，很美。[24]

这里未提姓名的教授，应是当时执教柏林大学的两位古典学教授之一：一个可能是瓦伦教授（Johannes Vahlen，1830—1911），1874—1906年任教于柏林大学。另一位年纪稍长的柯希浩夫教授（Adolf Kirchhoff，1826—1908），1865年起担任正教授。从Damon转述的授课内容推测，柯希浩夫的可能性大一些，他是荷马专家，有关专著至少就有四种，1879年还完成了一部新作《荷马笔下的奥德赛》（Die Homerische Odysse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另外，从形象描写看，传世的两幅瓦伦肖像照片，一幅大约是45岁左右，一幅是注明1910年摄，也就是他80周岁的时候，都完全不蓄须。柯教授则正相反，他有一部茂盛的大胡子，传世的多幅照片中所见面貌无不如此。达们旁听课程是在1878年，其时柯教授年满五十二岁，应已进入鬓有二毛的年纪，白发白髯，只能是他，所以，可以基本确定达们听的是荷马专家柯希浩夫讲的荷马课程。

说明Frank Williams Damon外交活动的自述材料，见于1879年4月的《旧大陆漫记》，直接关涉清公使馆：

现在我对中国使馆成员的兴趣与日具增，我们的关系好极了。现任署使，同时兼任中国派往欧洲留学生的监督，眼下去了英国，正在考察那里的教育制度。我想，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人还是一个谜。使馆武官陈季同（Tscheng-ki-tong）就是一个好例证：他文雅有修养，通法文、德文、英文，社交能力一流，贵为柏林最上流具乐部的成员，仍谦和有礼，安静可亲。他的藏书非常可观。最近，他刚用最纯正的法文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谈好了在巴黎出书的事。这样你马上就明白了，这些跟以往那些围绕中国人的印象有点不同。

不久前，我曾去中国使馆勾留了一个上午，他们这里的别墅很漂亮。[25]

前文我们曾经引述到李凤苞日记，1879年1月4日达们曾经造访过清使馆。看来此后陈季同还与他有单独的交往。这里说到的清国署使就是李凤苞。

对此有两份材料，可以最后确定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一个是官方记载：Frank Williams Damon的生平简历，见于《阿默斯特学院校友录》[26]，译文如下：

Frank Williams Damon，1852年12月10日生于檀香山，神父Samuel C. Damon博士与Julia Sherman（Mills）之子，就读于瓦胡学院（Oahu College），1876—1881年旅德，1877—1881年任夏威夷公使馆秘书。1881年起任夏威夷华人牧化会总办（Superintendent of Chinese Mission Work）。

另一种材料是Damon家族的欧美支派族谱：Damon Memorial, to the Damon families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由Samuel C. Damon编纂，1881年作为私印本出版。Samuel C. D.本人的妻子儿女小家庭，见于族谱的第29—30页，5个孩子中老四是Francis Williams，简历中提到他担任夏威夷驻德公使馆秘书，时间是1878—1880年，比“校友录”所记短两年。这个误差是本人陈述与父亲记忆的差别，应以当事人本人的版本为据。关于达们从欧洲回夏威夷的行程，族谱说“1881年经印度回到檀香山”。根据刊载于The Friend月报的《旧大陆漫记》连载之60号，达们1881年7月途径香港，曾登岸短暂停留，并顺便访问了广州，游览名胜，拜访教会友人，包括未来的岳父哈巴安德。

因为族谱出版于1881年，达们回到夏威夷之后的事迹无从得知。但是族谱透露了一个事实就是达们名字的拼法有Francis一种形式，那么，维基百科Samuel C. Damon词条记录的其子之一“Francis Williams Damon (December 10, 1852 - June 22, 1915)”，一定就是Frank了，这个生日与《阿默斯特学院校友录》所记完全一致，卒日也具备。Frank跟Francis其实是同一个名字的不同形式，前者使用于早年，可能是1881年回国之后开始使用Francis。

返回夏威夷的达们投身华人传教事业，起步之初的事迹见于他编纂的《夏威夷群岛华人牧化事业年度报告（1886年6月至1887年6月）》，使用的也是Francis这个名字。这份报告目前因为疫情导致各地图书馆停止借阅而无法看到，但是据一种比较细致的书志学解题目录，可以了解到这本三十页的年度报告的梗概。除了向侨居夏威夷岛的华人传教这一事业目标如何实施之外，报告提到夏威夷华人社区的一些问题，如与当地生活融合、单身汉数量大以及源出于广东“土客之争”（rivalries between the Haka and the Punti）等问题，也是身为夏威夷华人牧化会总办的达们和他的同工们的关注所在。他刚回夏威夷的时候，教会曾为他择定了一位当时在基督教青年会从事圣书流通工作的华人教友Ho Ah Pui（音译：何亚培）作他的汉语老师，教他学广东话。这一点从侧面透露出当地华人群体的地区来源特征。

以上这些线索，无疑与李凤苞写到的达们“幼时在美国读书，与容闳交好”（苞/201）形成了有趣的联系。达们本人如何结识容闳、达们父子的教会背景与容闳带领的赴美留学生团体中出现的信教情况是否发生过关系、1881年以后的夏威夷华人传教事业是否与容闳还发生过交集，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挖掘材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Damon家族在夏威夷显然是一大望族，留下的家族档案、照片、编辑出版的书籍报章为数可观，现已有人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可在线阅览（Hawaii Mission Houses Digital Archives）。达们的照片就是借助这个网站得以确认的。【图13】

达们夫人名Mary Rebecca Happer（1858—1949），【图14】其父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 1818-1894），医学出身，由北美长老会派到华南行医兼传教，参与将《新约》译为粤语的工作，作过广方言馆教习，后来因兴办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而成为后来成立的岭南大学的实际奠基人之一。Mary在三姐妹中行二，人称“哈巴二小姐”（大姐哈巴礼理、妹哈巴三小姐，均从事教会工作，兄弟哈巴安Andrew Patton Happer, Jr. 供职于清海关）。哈巴四兄妹生长在广府，粤语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二母语。Mary婚后随达们回到夏威夷，因语言之便，多经常接触粤省人士，成为夏威夷华人传教会的有力奥援，对夫君的事业和社会交往为功匪浅，可以想见。

有关Frank Damon的故事还没有完：孙中山（孙文）少年时代随侍杨太夫人到夏威夷，投奔其兄长孙眉（字德彰），1882年就读美国纲纪慎传道会（American Congregational Church）在檀香山开办的Oahu College，期间曾得到一位名叫芙兰谛文的教师的关照，“校中教员及传教师芙兰谛文等均器重总理学行，莫不循循善诱”。[27]1885年，孙中山又因家中关系出现危机，需要紧急回国，窘迫之间得到芙兰谛文的金钱资助。“总理在檀岛小学肄业时，任小学教师。总理归国时得其资助旅费。”[28]1894年冬，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有意为革命做军事方面的准备，延请丹麦人柏者（Viktor Bache）担任教员，培训华侨兵操队，此时又是芙兰谛文提供了寻真书室（Mills School，以其母亲的姓氏命名）的附属操场，助成其事。[29]1904年、1909年、1911年孙中山三次在入境美国之时，因清廷行使外交干预措施而受阻，是美国华侨首领和芙兰谛文这样的国际友好人士出面参与担保、提供证词才得以通关登埠。[30]1910年孙中山再次到夏威夷，当年六月离檀香山前往日本，行前当地友朋举办欢送仪式，主持者为芙兰谛文。[31]

辛亥革命成功，满清覆亡，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2月8日给芙兰谛文（Francis W. Damon）写信，对国际人士一向为中国革命付出的支持表示感谢，也感谢谛文对访美的儿子孙科给予照拂，并带回谛文一封致中山的信。[32]就是在同一年夏天，1912年7月22日，孙科与陈淑英结婚，婚礼是在陈家的侨居地夏威夷举行的，礼毕，达们特地在他的凤梨岛别墅设宴，款待新人和宾客们。[33]

芙兰谛文无疑就是Frank Damon，谛文是Damon的粤语音音译。粤语是当年海外势力强大的方言，也是辛亥革命元老中的主流团体方言。记载这些事情的冯自由本人也是广东人，籍贯南海，生于日本，14岁在横滨随父兄加入兴中会，初识孙中山，时为1895年。他是辛亥革命史的主要见证人，对孙中山事迹熟悉，他的记述当有所本。两相比较，粤语音的芙兰谛文 [fu4 laan4 dai3 man4/man6]，比官话音的达们更接近Damon的英语原本音值 [国际音标deimən]。[34]颇疑达们这个译名的始作俑者李凤苞以及他的两位译员陈季同、罗丰禄，在制作这个柏林使节名单之时不晓得Damon这个词的正确发音，也没有听过人实际说过这个名字。

达们、芙兰谛文名字、事迹的勘定，使一个从1878年就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880年代投身对华人的传教、教育事业，对孙中山、辛亥革命予以资助支持、1912年还与孙中山保持通信联系的夏威夷—美国人士Frank Williams Damon浮出历史的水面。民国方面把芙兰谛文定位为“同情革命”的外籍人士。[35]有关这个人物的材料线索尚多，因过于逸出本文主题范围，姑不扩展涉及。

5. 法国公使：汕乏连

在李凤苞的笔下，法国公使汕乏连（Charles de La Croix de Chevrières, comte de Saint-Vallier），“容貌清癯，仙骨姗姗，接见甚恭”，两人话题充满了客套的外交辞令，谈到共同熟悉的法国驻华公使白罗尼（Brenier de Montmorand，1813—1894），汕使遂提起不久前白使由北京寄给他的刺绣珍品，自然就引起来他中国刺绣工艺之精的一番赞美，“绘绣刻镂，具有学问，良以怡情悦性，即是切用。”（苞/161）虽是外交场合寻常small talk，汕氏词气之温和，在李凤苞的转述中，仍很传神，也很能体现文化法国的风格。【图15】

图15 法国驻德公使汕乏连

有一封据说是李凤苞寄自法国的致友人信，当中提出中国自强的“五策”，信的结尾说：“所识西国博雅之士，论及创制，每推中国。如新报之仿邸抄，化学之本丹家，信局则采孛罗之记，印书则为冯道之法，煤灯之本于四川火井，考试之本于岁科取士，至于南针火药，算学天文之开于中国，更无论矣。唯西国日求其精，中国日失其传耳。穷则变，变则通，诚吾国今日急务矣。”[36]看来，李凤苞比较注意“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对外邦人士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上心记录，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曾经拥有的发展优势如何为西人所借鉴的往事，颇显温和洋务派的平衡感。

6. 意大利公使：罗讷

意大利公使罗讷侯爵（Graf Edoardo de Launay）【图16】。李凤苞所见其柏林官邸即是书房，“入其门，牙签万轴，插架连床，望而知为学问中人。”（苞/159）李凤苞也不失时机，表达了对两国交往源远流长的赞赏，称道“西士游中国者，惟贵国最早”，言下所指，推测起来不外有两个可能：利玛窦、马可波罗，都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于明末入华，其人其事不必细述，以李凤苞朝廷使臣的身分，颇注意区别普通士人与教士[37]，所以此时所指应非利玛窦。

图16 意大利驻德公使罗讷

另一个可能是蒙元时代来华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华时代比利玛窦更早两个世纪。李凤苞常驻伦敦的时候，光绪四年三月初一（1878年4月3日）郭嵩焘曾与“著有注释马尔克波罗书”的苏格兰学者“优诺”有过晤面，[38]对这位学者的马可波罗研究已初有了解。当时李凤苞正在留学监督任上，常驻伦敦，与郭嵩焘见面频繁，共同出席外交场合也多，如1878年5月1日法国世博会开幕，郭嵩焘受到法国外交部的邀请，率一行人前往参观，“是日开设万国珍奇会，外部瓦定敦致送与会票一纸，因偕李湘甫、姚彦嘉、德在初、联春卿、李丹崖、陈敬如、马眉叔及马格里、日意格、斯恭塞格、高氐亚同往。”除了郭嵩焘这边可能是一个信息来源，李凤苞与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5—1886）是留学监督业务上的密切拍档，日意格的秘书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是位渊博的东西交涉史学者，[39]对Yule著作和东西关系史也最为熟悉，通过这个途径，李凤苞对马可波罗的经纬也可以及时了解到。

谈到当时的欧洲时局，罗讷发表了一番议论：

俄、土未定（按：顿号系本文作者所加，整理本此处未点开，易滋“俄国领土”的误解），人心惶恐，商贾日穷，无如民望息争，而贪心者不免构衅，欧洲之执政无不忧虑。予每羡中国一统为治，可以安享太平也。（苞/159）

罗讷和李凤苞的话题焦点是1878年的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其时刚刚散去硝烟，英、奥、德、法的欧洲多国集团居间调停，确保战胜方俄国不至于过于坐大，伤害到西欧列强的利益。这一年柏林会议开过，确定了俄土战争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领土格局。作为意大利的代表，罗讷是6—7月“柏林会议”的参加者，【图17】整整30天的马拉松艰苦谈判，想必给他留下一些痛苦的记忆。“柏林会议”进行之时，驻德公使是李凤苞的前任刘锡鸿（字云生），在不到一年的任期里主要任务是与德国商订通商条约，但未完成，就接到召回的调令，时为1878年8月5日。这也就是说，他的任期的最后三个月有条件了解在德京举行的这一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外交大会。但是，在刘锡鸿的《日耳曼纪事》中，没有片纸只字涉及“柏林会议”。[40]这一场绵延两年、涉及英、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地区性危机，在相隔辽远的中国，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光绪初年，清朝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这一系列外患内乱，通过“同治中兴”稍得恢复，触底反弹，似乎正在好年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颇能使用能臣，上下励精图治，国家自强进取，似乎要第一次踏上现代化之路。见多识广的西方外交观察家看在眼里，认为这个远离欧洲火药库的中华帝国可以在开明君主政制下安享繁荣稳定的日子了。虽说是外交官的客气辞令，也颇符合当时国际河东河西的时局。

图17 安东・封・维尔纳绘巨幅油画《柏林会议》（Anton von Werner,Der Berliner Kongreß von 1878,

今藏德国柏林州议会）

七、余论

李凤苞当年开列的诸国驻德使节的名单，是他遵循“西例”也就是国际外交惯例而做，动机是为了熟悉新的工作环境，不能仅仅局限于只局限于主、宾双边交往，而是需要摸清德国外交界的全貌，所以一个横向、多边沟通思维势在必行。这样的使节名单，在外交圈属于惯例。因为李凤苞兼任清驻荷兰公使，光绪七年（1881）他前往荷兰递交国书，其时得到之前已在柏林结交相熟的葡萄牙公使提供的名单，“八月初三日，拜公使及部臣，照葡使送来之单，以免遗漏也”。[41]

当年李鸿章上奏保举破格任用外交人才，“李凤苞究心洋务，才识精明，志趣亦甚远大，将来并可备绝域专对之选。”“中外交涉要务，尤为练达，实属不可多得之才。”[42]事实上，他在到职的第二年1879年擢升正式公使，并兼任“出使和、义、奥三国大臣”，1884年在中法战争之时临危受命监理对法外交事务，说明总理衙门对他在欧洲事务上的全面能力是认可和倚赖的。李凤苞是中国最早的一代懂外文外语的外交官，供职江南制造局时期与金楷理等人合作笔译多种实学书籍，已启其端。奉派担任留学监督后，“又勤习洋语洋文”。[43]在弹劾他的奏章中，即使是不喜欢的人也承认李凤苞“略通西语”[44]。在《使德日记》有关与西使会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李凤苞具有相当的独立外语口语能力。光绪七年八月李凤苞在荷兰向国王递交国书，仪式上他先后使用汉、德语致词：

“大清国使臣奉大皇帝国书，恭递大王亲览。伏念中国二百年前，已与贵国人贸易，迄今南洋群岛中国人与贵国人杂处者尚多。自立约以来，立谊日睦，我大皇帝甚为欣慰。今命使臣致书问好，以坚睦谊，愿两国人民安居乐业，永享升平。”读毕，又读德语一遍，因和文与德文大半相同也。[45]

初三日，荷兰王太子夫妇在王宫设宴款待新到任的大清公使。席间王妃“就凤苞问：‘德语是否在中国学的？’”[46]当时太子妃前一天列席典礼，耳闻目睹李凤苞操德语致词使用德语说话的观感。李凤苞使德八年，期间德语德文不断长进。奉派兼理驻奥地利公使后，他前往维也纳递交国书，致词使用德语，“奥君屡鞠躬称谢，接捧国书，口答曰：‘闻贵使在欧洲四五年，人所敬信，，德语亦以娴习。’”隔日，奥国君主在薰伯路（Schönbrunn，亦译绚伯伦，今译美泉宫）设宴招待多国使者，李凤苞一行在列，“旋导入饭厅，令苞坐奥君右，巴西使坐奥君左，二翻译官与奥君对坐。奥君与苞谈各国天气，及俄国续约等事，具择浅近易晓者谈之。”[47]外交场面寒暄，仍以使用宾主双方语言沟通更为亲切，主人善解人意，不拿严肃话题、复杂词汇为难客人，李凤苞对此心领神会，侧面也体现出他虽然德语是新学，但在一般外语交流上是有丰富的阅历的。

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朝的保守派对朝廷星使讲外语，是视为洪水猛兽、有失国体的，弹劾李凤苞的一个借口，便是他在外讲“夷语”。在与国内同道的通信中，李凤苞对此没有据理反驳，而是否认有其事，“恰为他人或有而弟独无之事”。[48]殊堪对照的是，李凤苞的继任者、出使俄德奥和大臣洪钧（1839—1893），这位状元出身的兵部左侍郎，学问很大，三年使任上完成任务之余，仍勤于研究，来自这个时期的著述现在传世的有《其拉甫考》，是一篇关于长颈鹿的研究，更有不朽之作《元史译文证补》二十卷，使用波斯文、法文、英文撰述，摘引其中使用的史料，说他是近代中国学者中最具有国际视野的一人，当不为过。但是，这位内心并不封闭的学者型官员不爱与住在柏林的各国同人交往，随他任期三年在柏林的老外交官张德彝不禁纳闷：“到德两年，与星使往来者，各国公馆无一人。”（五/82，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只投刺，并不积极约见，回避往来。这恐怕与他不善于外语口语有关，毕竟国外的外交官同人都是会说几种语言的场面人，洪星使也知道，他的前任李凤苞年轻的时候就在江南制造局与洋员共事，“四会”是达到一定程度的，出使之后，又不断自修、练习。科举正途、翰林院出身的洪钧就只有藏拙了。

有关“大清的朋友圈”——清朝的邦交国，以往我们有《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年表”包含1875—1911年间中国派驻海外的公使和1877—1911年间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领事，这些人物当然是中外沟通交往的专职主力军。外交行业，古人称为纵横家，“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行人“掌朝觐聘问”（《周礼・秋官》），行人就是外派的使者加上在国内迎来送往的礼宾司。纵横这个词很有意思，现代的理解一般是就它在国际政治上的战略谋划含义，如通常研究著作里说，纵横家是九流中的 diplomatic school，纵横家们是political strategists，其知识体系是一种science of strategic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这大体都没有问题。

更细致一点说，纵横家是战国时期专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称为纵，东西称为横，七国里秦国位于西方，六国位于其东。六国结盟抗秦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战国七雄的国家之间关系，不难古为今用纳入世界版图。如果说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是纵，大清与18国有正式邦交关系（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奥斯马加即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日本、朝鲜、巴西、巴拿马），则有18条纵线，那么，18位使节与他国出使这18国的外交官开展联系，襄进大清利益，这一方向的工作就可以看作横。从横向的角度说，那些未曾受命使华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进入中国外交事务记录的别国使节，不应受到低估和慢待。

1880年代后期德国的邦交国，据张德彝记载（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一，五/203-204），头等国6个（A），二等国26个，三等国8个。现将所列40个国名排表如下，打勾☑的国、邦，表示是李凤苞使节清单所包括者，其后的标号为上文使节名考述的排号：

1/A/1英吉利 ☑（1）

2/A/2法郎西（法国） ☑（2）

3/A/3义大里 ☑ （4）

4/A/4俄罗斯 ☑ （3）

5/A/5奥斯马加（奥凶帝国） ☑（0）（27）

6/A/6土耳其 ☑（5）

7/B/1中华

8/B/2日本 ☑ （12）

9/B/3和兰（荷兰） ☑ （15）

10/B/4丹麻（丹麦） ☑ （20）

11/B/5葡萄牙 ☑ （17）

12/B/6比利时 ☑ （6）

13/B/7墨西哥 ☑ （25）

14/B/8阿真坦（阿根廷）

15/B/9巴西 ☑ （9）

16/B/10智利

17/B/11希腊 ☑ （11）

18/B/12波斯

19/B/13克伦比亚[49]

20/B/14多米尼亚（多米尼加）

21/B/15瓜的玛拉（瓜地马拉）

22/B/16鲁美呢亚（罗马尼亚）

23/B/17瑞士 ☑ （20）

24/B/18秘鲁

25/B/19西班牙 ☑ （18）

26/B/20海地

27/B/21檀香（太平洋小岛）（夏威夷）☑ （28）

28/B/22阔斯达里戞（哥斯达黎加） ☑ （26）

29/B/23萨拉瓦多尔（萨尔瓦多）

30/B/24赛威亚（塞尔维亚）

31/B/25南阿斐利加（南非）

32/B/26暹罗

33/C/1美利坚 ☑（16）

34/C/2路森柏（卢森堡） ☑ （29）

35/C/3乌拉怪（乌拉圭）

36/C/4欢都拉斯（洪都拉斯）

37/C/5戈伦比亚（哥伦比亞）

38/C/6呢戞拉瓜（尼加拉瓜）

39/C/7瑞典 ☑ （19）

40/C/8卫呢苏拉（委內瑞拉）

出现于李凤苞清单的国家、地区的21个使节都在这个表的范围之内。

另外德意志二十六邦，有十一邦派员驻扎帝都，公使级的有9个邦，使节8人，全数出现于李凤苞清单：

1.巴登 ☑ （7）

2.黑森 ☑ （13）

3.巴伐利亚 ☑ （8）

4.不伦瑞克（卜伦隋）☑（与奥尔登堡共占一员）（23）

5.萨克森 ☑ （21）

6.符腾堡 ☑ （22）

7.奥尔登堡 ☑（与不伦瑞克共占一员）（23）

8.梅克伦堡和施特里茨 ☑ （14）

9.不来梅、汉堡、吕贝克 ☑ （24）

综上可见，在李凤苞莅德之前，清朝已经有如下国家派驻的公使：法国（1860起，下同）、英国（1860）、俄国（1861）、美国（1861）德国暨普鲁士（1862）、葡萄牙（1864）、比利时（1866）、西班牙（1868）、义大利（1869）、丹麦（1870）、奥匈帝国（1871）、日本（1872）荷兰（1872）和秘鲁（1875）。李凤苞在1878年整理的使节名单记录的是德国邦交国的情况，在实质上同时也是一份着眼于横向国际联络的备忘录，其中一部分成员当时已与清朝完成建交和双方换使、派驻，如英（1875）、西班牙（1875）、美（1875）、秘鲁（1875）、日（1876）、德（1877）、俄（1878）、法（1878）。那些尚未建交的正是扩大朋友圈的候选者。实际上，李凤苞早在上任之初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他的使命不应仅仅在德意志一国而已，“伏念德国为欧洲中土，叠主会盟，既可结信义以联络邻邦，又可考学问借资印证”[50]，对普法战争后陡然腾飞的欧洲新强国德国的外交枢纽意义洞若观火。

本文在考实三十位与大清同时驻扎德意志帝国的大使、公使、署使的名氏、生平之外，不意有一额外收获，那便是考出李凤苞在柏林曾经接谈过的夏威夷国青年代理公使、自称与容闳相识的达们，实际就是与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于教会学校读书时初识、后来从事革命过程中又屡屡由之获得资助、支持的芙兰谛文（Frank Williams Damon）。这桩佳话起自清季，延伸到民国，体现的是“大清的朋友圈”在易代之际在官方、民间之间的动态延续。

王丁、李青果主编《九州四海：文明史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注释：

本文使用的版本及简称形式如下：李凤苞《使德日记》。钱=钱德培《欧游随笔》。五=张德彝《五述奇》，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简称：苞/169，指《使德日记》第169页。

[1]《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七十六光绪四年七月乙亥，“以候补四五品京堂曾纪泽为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赏戴花翎。”“以候选道李凤苞署出使德国钦差大臣。赏二品顶戴。”《光绪朝实录》卷九十二光绪五年闰三月乙未，“赏候选道李凤苞、三品卿衔。以海关道记名。充出使德国大臣。”

[2]李喜所、贾菁菁：《李凤苞贪污案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178-188页。另参徐兵《李凤苞年谱》，崇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崇明县档案局（馆）编纂《李凤苞——清末崇明籍外交官》，2005年，第75-165页；《信息编年》，第183-208页。

[3]《清史稿》卷四四六本传，第12484页。

[4]高田时雄《金楷理传略》，《日本东方学》第一辑，中华书局，2007年，第260-276页。

[5]《驻德使馆档案钞》，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1966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影印出版。陆德富、童林珏整理标点本《驻德使馆档案钞》（“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張文苑整理《李鳳苞往來書信》（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一版。

[6]李凤苞于光绪七年九月初五日写给天津军械局刘含芳的信中写道：“五年日记尘积于敝簏中，尚未暇厘订呈政。”见《李凤苞往来书信》卷十三第476页。所说的“五年”，盖指自他担任光绪三年留学监督放洋以后至光绪七年写信之时。日记曾有“泰西日记”的名称。据俞樾撰《皇清诰授荣禄大夫二品顶戴三品卿记名海关道李公墓志铭》，李凤苞遗稿中有《泰西日记》，“皆写定可读”（《春在堂杂文》，《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第107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应是出使日记的足本，现存《使德日记》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使德日记》目前的通行本是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2016年版，穆易校点。另有一个现代整理本，收入《李凤苞往来书信》，第853-913页。

[7]《驻德使馆档案钞》，第91页。

[8]Erwin Matsch, Der Auswärtige Dienst von Österreich(-Ungarn) 1720–1920, Wien: Böhlau, 1986, S. 143.

[9]Tobias C. Bringmann, Handbuch der Diplomatie 1815-1963: Auswärtige Missionschefs in Deutschland und deutsche Missionschefs im Ausland von Metternich bis Adenau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S. 405.

[10]《驻德使馆档案钞》，第96页。

[11]钱德培《欧游随笔》光绪四年五月初二日（钱/29页）：“护理使务者曰‘沙惹达非尔’”，记录的是同一个词，译音用字比李凤苞准确。

[12]The Chinese Government, 1886 2. ed., p. 133.

[13]此条由友人唐垒博士（德国爱尔兰根）考出，谨表谢意。

[14]The Friend, New Series Vol. 27, No.7.

[15]Jean Schoos, Die Orden und Ehrenzeichen des Großherzogtums Luxemburg und des ehemaligen Herzogtums Nassau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Luxemburg: Verlag der Sankt-Paulus Druckerei AG, 1990, S. 197.

[16]马克思：《约翰•罗素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1页。

[17]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fort 1864,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p. 233. 现代人不明故事，看到Samuel Russell这个名字，不知他就是故人剌素，重新制造一个貌似标准的现代音译：塞缪尔・罗素，“但这还不是成交价最高的广州外销画，在2003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号帆船》以22.3万美元成交。”见《聚焦广州外销画拍卖市场》，《收藏》2011年第1期，第71页。这个报道写的是2003年8月Northeast Auctions拍卖的The Ship Samuel Russell at Whampoa Anchorage（Sunqua绘），这里写《黄埔港中的旗昌洋行三桅帆船》就对了。一人两名，不仅是重复引进，还制造了迷惑，掩盖了历史。

[18]黃光域：《工商史料考证九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58页。

[19]《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册，曾纪泽致李鸿章电（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到）。

[20]Hans Schwalbe & Heinrich Seemann, Deutsche Botschafter in Japan, Tokyo, 1974, S. 34-35.

[21]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王丁：《洋话汉写——清末使节笔下的西方风物》，《中国文化》第五十二期，2020年秋季号，第186-189页“杰狄——新发现的歌德别名”。

[22]The Friend, 1878年3月号，p. 20.

[23]The Friend, 1878年5月号，p. 35.

[24]The Friend, 1878年8月号，pp. 61-62.

[25]The Friend, 1879年6月号，p. 47柏林1879年4月17日来信。

[26]Biographical Record of the Alumni of Amherst College, 1821-1896, Vol. 2, Amherst (Mass.): Amherst College, 1901, p. 21.

[2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0页。

[2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孙总理之友好及其同志》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5页；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上册，第29页。

[29]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0页、第73页，名字写为“芙兰蒂文”。

[30]Allen F. Damon, “Financing Revolution: Sun Yat-sen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 25, 1991, pp. 161-186. 此信由芙兰谛文嫡孙、夏威夷孙中山基金会主席C. F. Damon, Jr. 律师收藏。

[31]Henry Bond Restarick, Sun Yat-sen, Liberator of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101.

[32]见Yansheng Ma Lum & Raymond Mun Kong Lum, Sun Yat-Sen in Hawaii: Activities and Support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66 Fig. 2.22.

[33]The Friend, 1912年9月号，pp. 199-200做了婚礼报道，“孙逸仙博士的长子孙科大婚，仪式既洋溢着东方礼仪情调，又富于现代都市气氛”，“新人向出席婚礼的嘉宾赠送了铸有中山头像的中华民国硬币，以为纪念。”

[34]就此名的英语发音，我曾向马克梦（Keith McMahon）教授请教，谨致谢意。

[35]张玉法《外人与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438页。

[36]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第163-164页，李凤苞“巴黎答友人书”。

[37]“（于奥地利维也纳）见教士使，问苞重视中国教士否。苞曰“‘教士于三四百年前到中国者，传授天文算法，皆敦品积学之士，通国皆重视之。今后若遇有品学之教士，而无滥收刁民挟制官府之习者，人之重视，犹与三四百年前无异也。’”《驻德使馆档案钞》，第91-92页。

[3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24页。优诺即Henry Yule（182-1889），通译玉尔，或裕尔、俞耳，其书为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71。郭嵩焘是湖南人，发音背景里有泥母、来母混淆的问题，所以以诺译le，译音用字受方言影响不标准。

[39]李凤苞把他的名字写作“高氐耶”（苞/155、156），郭嵩焘写作“高氐亚”（《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56页，光绪四年三月廿九日）、“高的亚”（《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99页，光绪四年七月廿四日），曾纪泽写作“高迪野”（《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280页，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四日）、“高狄野”（《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382、384页，光绪六年九月廿四日、廿九日）、“高谛野”（《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386页，光绪六年十月初十日），徐建寅写作“高笛也”（“日意格之书记”，《欧游杂录》，嶽麓书局1985年，第688页，光绪六年正月十二日）。译名如此不确定，似乎透露出Cordier本文似乎没有为自己确定一个正式的汉名。这给甄别史料、复原他在对华交往中的事迹增加了难度。“高第”为汉学界称呼这位汉学家的常用译名，参马骥《高第（考狄）档案中的马建忠法文信函》，《宁波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73-79页。

[40]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213-225页。

[41]《驻德使馆档案钞》，第98页。

[42]《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册，第489页，致总署议选员管带学生分赴各国学习（光绪二年八月）；第7册，第257页，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43]《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399页，覆总署荐李凤苞为公使（光绪五年二月初四日）。

[44]《光绪朝实录》卷一百五十七；《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149-150页，查覆李凤苞被参各款折（光绪九年正月二十日）。

[45]《驻德使馆档案钞》，第97页。

[46]《驻德使馆档案钞》，第98页。

[47]《驻德使馆档案钞》，第90-91页。

[48]《李凤苞往来书信》，第791页。

[49]“克伦比亚”不详何所指，下文出现“戈伦比亚”（哥伦比亚）。

[50]《谢恩奏底》（光绪四年十月初九日），《驻德使馆档案钞》，第54页，“邻邦”讹作“邻封”。

2020年4月于波恩大学纲维会馆完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