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高岗拉拢饶漱石整刘少奇同志，实际上是两人一拍即合。
饶漱石与刘少奇的宿怨比高岗还要早一些。一九四二年三月，刘少奇从华中局调回延安时，曾向中央推荐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代军长陈毅代理华中军分会书记，并强调新四军的工作要以陈毅为主。
野心勃勃的饶漱石对刘少奇将陈毅排在他的前面嫉恨在心，想方设法挤走陈毅独掌新四军大权。他利用华中整风之机，给陈毅列出了“十大错误”，把斗争矛头直指陈毅。
后来，饶漱石调任被毛泽东戏称为“吏部尚书”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要职位后，为进一步谋取更高的权位，便以宗派主义的思维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只有高岗属于正在上升的明星，其他领导人都不在话下。于是死心塌地地附高岗骥尾，结成反刘同盟。
饶漱石就在后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讨安伐刘”，充当高岗的“旗手”，开辟了拱倒刘少奇的“第二战场”。
高岗向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转达了毛主席同他谈话的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安子文考虑到这是属于中组部分内的工作，应早做准备，以供中央论证，在没有经中央授权的情况下，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
安子文写出名单后，曾经给高岗看过，也和饶漱石谈过。后来中央批评了这件事，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给予处分。然而高岗和饶漱石却不承认自己之前看过这份名单。
高岗和饶漱石在许多人中间传播这个名单，还造谣说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拟定的，高岗还编造说刘少奇是背后的支持者。
借口名单问题，首先在中组部内部，饶漱石就开展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在中组部的两次部务会议上大批特批安子文，以期达到拱倒刘少奇的目的。
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在这次会议上却故意扭转会议的主要议题，再次挑起批判安子文的斗争，并以此为借口，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很快察觉了这个问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会议暂停，先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对安子文进行指责和攻击，致使会期一拖再拖，直到十月底才结束。
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猛烈攻击安子文，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目的就是攻击刘少奇。后来，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受到了批评的饶漱石，曾不打自招地对安子文说：
“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
当刘少奇发现饶漱石不正常的所作所为后，就去找饶漱石谈话，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表示不同意饶漱石的做法，希望他冷静从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刘少奇也显然意识到高岗、饶漱石的活动对党的团结而言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后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组部过去几年的工作。同时，鉴于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刘少奇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作出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做法，表现出坦荡的胸襟，也是很有魄力的。同时，刘少奇这一承担责任，自然也就把高岗、饶漱石批判安子文的用心暴露无遗了。
饶漱石只是一味地攻击安子文，以至于暴露了自己的目的。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就去找毛泽东，要求保护饶漱石。
然而，毛主席看穿了高岗这种自作聪明式的“保护”饶漱石的背后，实际暗藏着二人的“攻守同盟”。但当毛泽东一旦意识到这会危及党的团结时，便毫不犹豫地对他们采取了措施。
次年二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高岗和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在事实面前，泥足深陷、不可自拔的高岗、饶漱石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了错误，但仍避重就轻，百般抵赖。他们原指望拱倒刘少奇、周恩来后取而代之，却不料偷鸡不成反蚀米，连老本都输了个精光。
高岗和饶漱石最终被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潜藏的内幕远不止一些细节，更多隐晦的党内大事和国家大事，全部记载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红墙大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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