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的一天，79岁的毛泽东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中，正在逐字逐句地审阅着一份报告。
只见他老人家的眉头紧锁，脸上呈现出一种少见的严肃。良久之后，毛泽东缓缓的将报告放在书桌上，点起了一根烟，陷入了沉思之中。显然，这份报告让他牵肠挂肚，难以决断。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但他看的这份报告，却让他一时无法决断。因为这是一份膀胱癌的病情报告，病人的名字叫做周恩来。
作为一对并肩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战友，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人。
毛泽东深知，新中国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转，一天也离不开周恩来，现在周恩来患上了这么重的病，怎么能不让毛泽东牵肠挂肚？
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上，注明了几种治疗方案，需要毛泽东做出决断。医生在报告中说，手术切除是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之一，建议给周恩来动手术。
但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的1971 年1月，陈毅元帅因患结肠癌入院治疗，医生也说动手术治疗的把握性比较大，可陈毅却在手术不到半年便癌症复发，于1972年1月离开了人世。
陈老总的去世，让毛泽东对于手术治疗癌症的效果产生了极大怀疑。
毛泽东还想到一个问题：陈毅去世时年仅71 岁，而周恩来已经74岁，而且常年繁重的工作，已经让周恩来的身体健康严重透支。
以周恩来的身体状况，能否经得住手术，术后的恢复情况如何，毛泽东心中没有底。
此时的毛泽东本人，也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问题。1972年 2月12日，毛泽东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休克昏倒。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了负责毛泽东健康的医生吴阶平，另一个打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获知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在下车时，一向冷静的周恩来也罕见地"失态"，两腿无力，试了几次都没办法从座位上站起来，最后还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下车走到毛泽东的床边。
看到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周恩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毛泽东的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主席，我是恩来啊！主席，你听见了吗？”
毛泽东的这次发病，幸好抢救及时，才将他从死神手中夺了过来。醒过来后，他看到一直坐在床前的周恩来，两位老战友的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握在了一起：他们知道，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周恩来啊！
拿着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毛泽东考虑了很久，终于做出决定：暂时不动手术，用中医、中药来控制周恩来的病情，同时防止癌症扩散。他在病情报告上批了十个大字：“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由于周恩来的病情后来发生了变化，中央在反复权衡之后，最终决定采取用"电烧手术"的办法，为周恩来治疗膀胱癌。
在周恩来手术前后的那段时期，毛泽东多次关注周恩来的病情，对每一份报告都亲自仔细审阅。
当时的毛泽东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有时看不清楚报告上的字，他便要求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听的时候也是全神贯注。
为了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毛泽东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去医院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变化，对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用三个字嘱咐手下的工作人员：“快去办！”
简简单单的“快去办”三个字，反映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无比焦虑的心情和希望发生奇迹的期盼。
自从在1926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第一次见面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对革命家便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后，成了苏区的“当家人”之一。亲手开创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遵照党的分工，成了辅助周恩来工作的左膀右臂。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党内的领导核心成员，两人配合的非常默契，最终领导中国人民赶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阐明：“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
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
尼克松曾讲过，在中国，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话不无道理。
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毛泽东主要负责把握大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配合，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了彼此最为信任的同志和革命战友。
在他们的努力下，崭新的新中国生机勃勃，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东方这条巨龙正在翱翔长空。
岁月不饶人。进入七十年代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进入暮年，他们的身体也多次亮起了红灯。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一个人——邓小平。
1973 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奉调回到北京，周恩来、毛泽东先后与他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告诉邓小平 8 个字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短短八个字，蕴含着毛泽东对邓小平殷切而又深重的期盼。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 ；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不久后，毛泽东又建议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进入了军委领导班子。
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1973 年秋，周恩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用了这样的语句介绍邓小平 ：“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这也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以后担任的角色，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此时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身体十分虚弱。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一直住在医院里治疗。
虽然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给周恩来治疗癌症，佩由于周恩来工作太忙，未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化疗亦是断断续续进行，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1974 年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告别他工作生活了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离开西花厅之前，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周恩来反复嘱咐秘书，一定要带上那些待批的重要文件。
临上汽车之前 ，周恩来再一次返回办公室，久久地凝视着室内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西花厅，再也没有回头。
当天下午，周恩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305 医院。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里最后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1974年 10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于12 月 23 日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具体筹备情况。
临出发的前一天，医务人员突然发现周恩来的便中带有潜血，必须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周恩来自己也清楚此时远途奔波会促使病情恶化，但他仍以国事为重，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医疗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叶剑英获得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反复叮 嘱随同周恩来前往长沙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总理的健康和安全！”
据跟随周恩来同机前往长沙的机组人员后来回忆：“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消瘦多了。那天他穿着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
以前总理上飞机，总是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
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
1974年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 81 岁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对老战友，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准备让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这样就可以让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之后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主持。
就在这一夜，共同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这个决策对今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长沙决策”，是毛泽东深思熟虑之下的决策。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抵长沙，住进了省委九所六号楼。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举重若轻地确定了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原则，大力支持国务院周恩来、邓小平开展工作，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就中国的内政外交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
1974年11月上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指示李先念: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被毛泽东留下来，两人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这个想法好，要先念、余秋里和你合作。”这次谈话后，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975年1月13日，四届全国人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周恩来强忍着病痛的折磨，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力争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了国务院由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周恩来在随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强调说："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的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这时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进入1975年后，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周恩来的癌症也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袒露心迹地说过：“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会不会付诸东流了？”
1976 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终年78岁。9月9日，毛泽东也离开了深爱他的人民，终年 83 岁。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毛泽东比周恩来 年长5 岁，在共同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两人挽狂澜于即倒，携手走过近 50 年革命和建设生涯，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奋斗了一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的“设计师”，周恩来是把毛泽东的“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中国的发展与未来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周恩来的手掌中。
毛泽东的晚年，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他一直保持着强烈而持久的忧患意识。
邓小平接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接力棒后，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
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些，足以告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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