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三中全会时间确定了,在7月15日到18日召开,而昨天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向人大做的《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再一次透露了政府意图,

一个是今年报告意见的第一条,提到财政收入方面要加大税费征管力度,完善部门数据共享,堵塞制度漏洞,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巩固好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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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年提的是要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合理安排专项债规模,支持地方正常融资需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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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今年的重点是收,而不是支。

第二个是提到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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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再一次提到要进行财税改革,这个很有可能也是三中全会的重点。

那我们就简单聊一下,为什么现在要进行财税改革。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知道了,地方税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但是现在的房地产算是熄火了,地方需要向中央要更多的财权,才能完成更多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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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最被关注的,就是消费税了,在“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里,也有特别提到要“研究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消费税改革”。

为什么会是消费税?

消费税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消费了就要交税,大多数商品你买的时候,包含的是13%的增值税,消费税针对的是一些特定消费品,比如奢侈品、烟、油、车、酒等等。

2023年四大税种中,增值税占比35%,企业所得税占比20.7%,国内消费税占比8.1%,个人所得税占比7.4%,而国内消费税也是超过了个人所得税,成了第三大税种,在四大税种中,只有消费税是中央独有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消费税是地方财源最重要的补充,像什么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等都是实施消费税央地分成,但我们是中央拿走全部的,在房地产熄火的时候,消费税的划分很可能需要重新谈判。

还有一个点,消费税改革还会涉及到一个央地博弈问题。

过去,消费税主要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如果把部分消费税划归地方,就会增加厂家所在地的财政收入,这样的话,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贵州,因为贵州茅台的生产地就是贵州。

但是想要增加税收的话,更应该从消费地征收,而不是生产地,你想啊茅台的出厂价才1000多,但终端销售价格可是2000以上啊。

但是这样的方法,就会让贵州不爽了,因为贵州只能征收贵州人消费茅台的税,这就意味着经济发达、人口多的广东、江苏等地方政府,分享了“茅台税”。

有学者做过测算,消费税如果在消费地征收、并划归地方,云南、上海、湖北、湖南和辽宁有点吃亏,广东、四川、河南、山西、安徽、河北比较受益。

那这些矛盾,也是需要中央去进行调解的。

改革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财新发布的周刊《酝酿新一轮财税改革》里就指出: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加税改革往往更难。

再加上涉及到央地博弈这些,更是难上加难,当初1994年分税制的改革,把税收分成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税制改革可以说是直接动了地方的奶酪,比如当时占全国税收收入四分之一的增值税,分税制改革前,增值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分75%,留给地方25%),所以地方的阻力特别大。

当年还是朱总理亲自下场带队,花了2个多月时间走了十几个省,和地方政府面对面算账,后面才把这件事做下去的,为什么非要朱总理亲自出马?因为只有他这个分量的,当时很多地方是不愿意的。

比如财政包干获利最大的广东省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当然各方谈判下,最后广东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大局,只是提了2个要求,

一是以1993年为基数,

二是减免税过渡。

后者可以理解,但前者为什么要以1993年为基数呢?

因为当时谈判的时间是1993年9月,财政部当然想把基数定为1992年,因为这样广东就没法做假,但如果把基数定为1993年,广东就还可以利用剩下的3个多月时间突击收税,甚至“寅收卯税”,大大抬高税收基数,以增加未来的税收返还。

在这个问题上,最终中央作了妥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以1993年作为基数年。结果这个决定引发了当年第四季度的收税狂潮,地方突击征税,甚至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亲自出马贷款交税。

所以说,财税改革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郑永年教授在《制内市场》写道:

国家所追求的是对社会的主导,但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又是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变得很重要,因为它是国家接触社会的最有效工具。在这个市场中,财政体制是经济秩序的核心。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财政史对国家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财政措施是按照国家要求必须进行的“经济抽取”,它创造并摧毁了工业和经济形式。

大家可以细品这两段话,要委婉的讲,就是每一次的财税改革都是惊心动魄的,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也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本质上不都是一次轰轰烈烈的财税改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