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周总理前往甘肃前卫连视察，这天，当他暗访至红一团的时候，以为照例不会有人认出来，没想到他一进入红一团驻地的时候，就被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战士认了出来。
其时周总理留着一脸的大胡子，把自己的一张脸遮去了一大半，除了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第一眼看到他的人，都会立刻注意到他的一脸大胡子。这样一来，人们反倒忘了去注意这个大胡子的容貌了。
可是，这一天，周总理来到红一团驻地，意外情况却出现了。他双脚还未站稳，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战士，立刻就面对着他，表情严肃地将身子站得笔直，脚后跟向后靠拢，头略略往上一抬，就向周总理行了一个铿锵有力的标准军礼，倒把周总理当场就给愣住了。
后来通过询问得知，这位年轻的战士名叫李祥，今年才23岁，时任红一军团一营的营长。当时，杨得志任一团团长。之所以李祥一眼就认出了周总理，是因为他听说过周总理那标志性的大胡子。
虽然没有见过周总理，但是，那天，当李祥一眼看到周总理的大胡子，脑瓜非常灵活的他立刻想到了周总理，于是向周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当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这个反应敏捷的战士印象很深，还特意向他询问了部队的相关情况，李祥均对答如流，周总理越发对他另眼相看。
1955年举行授勋大会时，昔日战友兼上司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当周总理在授勋大会上问起李祥的时候，杨得志也对他遍寻不得。
并且，还有一件让杨得志不解的事，那就是在1939年以后，和李祥有关的资料全部是空白，也就是说，1939年以后，李祥的名字就永远消失了。
一番详细调查后，杨得志认为李祥应当是在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壮烈牺牲了。红军长征时期，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烈，人人皆知，而李祥也是强渡大渡河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这样的调查结果一出来，杨得志内心悲伤遗憾，因为按照在抗战时期李祥的贡献，他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中将军衔，如今，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如何不令人感叹惋惜。
对于上司兼战友的杨得志而言，李祥和他是生死患难之交。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役中，李祥都和他出生入死，并肩战斗。
尤其是在腊子口战役中，李祥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将身负重伤的杨得志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硬生生给救了出来。
1937年，二人又一同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上司、战友，又成了同班同学。这样过命的交情，这样深厚的情谊，让杨得志对李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是，如今确认他早已牺牲的噩耗，怎能不让杨得志暗自垂泪呢？
此时的杨得志怎么也不会想到，六年后的1961年，他竟然收到了一封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转交的信，写信人名叫侯礼祥，他在信里说自己就是当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战士李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中央军委领导：
我叫侯礼祥，原名李祥。我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师十三团团长，陈赓、杨得志、杨勇是我的直接上级。1937年和1938年，我在延安担任过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39年初，我转业到地方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现在，地方上将我定为内部专政对象，急需要老上级证明我的清白。
我不知道我的老首长们现在何处任职，特请求你们帮忙将信转给他们。此致敬礼，侯礼祥，1961年10月1日
细读信中内容，杨得志发现这个名叫侯礼祥的人所叙述的经历都与他认识的李祥相符合，至于他为何又叫侯礼祥，又为何现在成了内部专政对象，因为信中没有明写，杨得志也不清楚。
但是杨得志仍然写了一封回信，证明情况属实，同时写信证明的还有杨勇将军。
这两封信寄出去以后，从此就杳无音讯，杨得志既没有收到李祥的回信，也没有打听到和李祥有关的任何消息。关于李祥的一切，除了那封来信，再次石沉大海。
这一耽搁，又是十年。1971年，杨得志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有一天，在济南军区大院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老人六十来岁的样子，但看上去黝黑苍老，满脸皱纹，衣服破旧得就像一个乞丐。
老人大着胆子慢慢靠近警卫员，鼓足了勇气向他请求道：“同志，您好！我是从湖北过来的，就为见杨司令一面，麻烦你通报一声，就说我是侯礼祥。他如果不见，我马上就走。”
警卫员看着老人的穿着打扮，简直和乞丐一般无二，可是，听老人说话的口气和语调，又不像是撒谎疯癫之人。
老人眼神悲苦，但目光坚毅，态度诚恳郑重。警卫员心有触动，便在杨得志司令员空闲的时候，向他报告了此事。
杨得志一听之下，马上联想到十年前那封署名侯礼祥的来信，不觉激动万分。十年了，这个消失了十年的侯礼祥，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过，这一次，为了谨慎周全起见，杨得志郑重交待警卫员道：“你先把他安排到军区招待所住下，给他准备纸笔，让他把自己的历史简单写一下，报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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