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样板戏与一个作家”，这是“四人帮”倒台后，人民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十年”时期的深刻概括。既然“样板戏”能够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一个作家”又怎会甘于落后？
1994年8月，权威性的《文艺报》披露了这“一个作家”在“文革”时期大红大紫的《金光大道》即将重新出版的消息，并发表了他关于此书的谈话。
他声称：“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不应受到责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应当拥有生存的权利。”谈及《金光大道》的真实性，我们便无法回避小说中描绘的主要社会冲突及代表这一冲突的两个核心人物。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肯定了党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并肯定了它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断。若我们能在党的正确决议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那么《金光大道》对中国社会五、六十年代社会基本冲突的描绘，其真实性便大可怀疑。
至于作品中的两个主要形象，高大泉和张金发，无论作者还赋予了他们何种品质，但不容忽视的是，后者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和当权派，而前者则是与后者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勇士。除此之外，我们不禁要问，这两个主要形象还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性？
对于《金光大道》的作者，从个人情感上说，我的钦敬之情大于反感，尽管他受到了“四人帮”的别有用心的抬举。他作品中对于农村阶级斗争的夸大和突出，其责任主要并不在他个人。
对于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旧模式、旧思维、旧习惯的努力和创作，如长篇《苍生》的出版，文坛也有基本肯定的评论。如今他已年过六十，对于他青壮时期的创作，如《金光大道》、《艳阳天》，他无法忘怀，不忍舍弃，因此他更多地注意到它们与生活契合的方面，这原本无可厚非。
这几部作品加起来数百万字，经过他的反复修改，其中蕴含了他多少的期望、热情和心血。在此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他为它寻找存在的理由，甚至说出一些过头的话，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青春无悔，不悔少作；青年时代，人不管多么不成熟，但那朝气、锐气终究让老年人留恋；
少作，不管多么幼稚，但终究是自己投入了生命情感的东西。悔也无用，勇也可嘉，这是人之常情。何况文学作品本身的构成就极为复杂，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去阅读、去理解。从这个角度看，《金光大道》也不可能一无是处。
然而，将个人情感、个人爱憎、个人看法融入社会，投入时代，推入新的历史，这便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社会效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就不能不审视它的社会价值倾向。
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艺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艺术，在今天仍可以“真实性”为由获得存在的权利，被人们不加批评地接受，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路线和实践，岂不大可怀疑！这正是我们对“样板戏”和《金光大道》这样的文艺作品相继出台的担忧所在。
在建国初期的高大泉时代，确实涌现了一批铁心走合作化道路的时代新人。他们满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将满腔热血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合作化事业中。他们未曾预料到，理想的道路会如此曲折，付出的代价会如此沉重。这些人，如王家斌、王国藩、李顺达等，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高大泉这一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作者在《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中深情地回忆道：“当时的积极分子高大泉、朱铁汉等，都是我依靠的对象和战友……他们对幸福明天的热烈向往、顽强追求，以及为达到目的所展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时就深深感动了我，至今还铭记在心头。”
这些深刻的感受，构成了作者创作高大泉形象的生活基础和情感基石。五六十年代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中的人物，如王玉生、刘雨生、梁生宝等，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高大泉确实具有其历史的认识价值。
作品在描绘高大泉世俗的人性方面也有不少亮点。无论是他夫妻之间的深情厚意，还是与手足之间的亲密无间，或是与同志之间的深厚情谊，都描绘得颇为感人。他淳朴、坦诚、善良的性格刻划，也显得熠熠生辉。正是这些使得高大泉的形象在艺术上具有了某些动人的魅力。
然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高大泉的缺陷究竟在哪里呢？是因为他写得过于高大完美吗？确实如此，但也不尽然。高大泉的确是非常完美，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个形象的真实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并不排斥“完美”。
中国传统小说和戏曲中常出现的大团圆结局，其本质就是我们民族追求“完美”心理的表现。中国古典艺术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多以高大完美为性格特征。诸葛亮集忠贞、智慧于一身，孙悟空合机智勇敢为一体。他们虽然都是高大完美的典型，却同样赢得了读者的喜爱，甚至成为人们所崇拜的偶像。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大泉的高大全并不是他受指责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高大泉这个英雄人物是作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英雄人物被定位在阶级斗争的坐标上。长期以来，左倾思潮的鼓吹者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对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人们对文艺作品为表现这种虚假的阶级斗争生活而创造的英雄形象普遍给予排斥。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就是，“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全都是高大完美的形象，但人们能够容忍甚至喜爱李玉和、杨子荣这样的战争年代的英雄，却反感、否定方海珍、江水英这类阶级斗争英雄，其原因就在这里。高大泉被人视为图解阶级斗争理论的概念化人物，这才是高大泉的致命伤。
一般来说，小说语言与新闻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忌讳的便是大量使用抽象的概念或词语，尤其是政治概念，否则就会丧失可读性。然而，当小说成为艺术与历史的交汇点时，特别是当它叙述社会变革或转型期的社会存在时，政治概念便成为文本中的基本词汇，统辖着所有话语。
例如，五四运动后的左翼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革命文学，以及文革时期的文学，都依赖于政治概念符号来构建文本的框架和意义，塑造文本中的典型形象，甚至一些普通人物也满口政治术语。作为政治修辞，这些革命小说中的政治术语和国家意识，“并非旨在客观表达事物的本性，它们并没有对应的客观实物。它们的真正任务并非描述事物，而是激发人类的情感；它们不仅传递观念和思想，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换言之，作者将这些名词性的概念动词化，赋予它们激发、传递和促进的活力，它们的意义蕴含在人物的实践活动或故事情节中，即它们存在的现实语境和精神世界中。或者说，它们在作品中并非用来直接指代对象，而是用来实现或肯定其蕴含的意义，并否定相对的概念的蕴含。
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例，浩然及其笔下的人物都不可能对其内涵有清晰明确的理解，因此他们的笔墨更多地集中在这对词语的修辞幻象及其实现方式上。在《金光大道》中，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将社会主义集体致富之路幻想为“金光大道”，其实现方式则是整个文本对它的动词化或情节化的阐释。
这样，接受者便从作者的修辞认知角度去理解并接受这一政治概念，从而主动地响应其召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的政治修辞将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语言学关系置换为主体之间，即作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以及人物之间的各种社会交际关系。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的对话了：冯少怀本想阻挡，却也无可奈何，一跺脚，喊叫徐萌：“徐同志，咱们走吧！”田雨微微一笑说：“你们哪，两便着吧。”他又指着秦恺的大车，对呆滞的徐萌说，“来，上这辆车，走咱们的大道！”
可以说，区长（田雨）的话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文本人物与读者的召唤。“这辆车”不再是语法学上偏正结构的符号组合，用来表达一个普遍概念，而是隐喻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大道”也不再是人物脚下的客观的、物质的路，而是隐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路——那是“咱们”早已认定的集体致富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高大泉之所以成为如此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除了其深厚的阶级根源外，还源于他坚定的思想根基。他本是芳草地翻身农民中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其成长历程完全是党组织教育的结晶，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农民意识”的硕果。高大泉时刻铭记着土改工作队长罗旭光同志的教育和临别赠言：
“一场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伟大艰巨、光辉灿烂的新战斗开始了！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克服农民意识，不断地增强党性，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为了深刻理解“农民意识”的含义，高大泉曾骑马追赶罗旭光；当罗旭光为他揭晓答案后，高大泉恍然大悟，精神为之一振，拍着胸脯说：“唔，我明白啦。要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不能只考虑自个儿，还得把上边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都剔除掉。”
他所说的“不干不净的东西”，正是列宁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这些“旧世界的污泥”与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格格不入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经常与这些“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高大泉主动积极地要求改造自己的“农民意识”以及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他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这使得这个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他就如同骑上了时代的快马，一日千里地飞奔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
《金光大道》对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高大泉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深入揭示，生动地说明了革命英雄人物是由普通的革命群众通过自觉学习、改造和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艰苦考验锻炼而成的。这一描绘对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英雄是“天才”和“超人”的反动谬论构成了有力的批判。
在《金光大道》中，还刻画了一些“立党为私”的假共产党员，如芳草地的村长强金发、天门区区委书记王友清和县长谷新民。这些人与高大泉等人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专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和阴谋诡计。小说对他们的阶级和思想根源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强金发、王友清和谷新民三人都出身于非剥削阶级之家。强金发在旧社会曾给地主歪嘴子当打手，甚至帮助地主变着法剥削自己的阶级兄弟，还曾当过地主阶级的座上客。解放时，他投机当了村长。王友清则是一个界于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庄稼主，家里仅有的一片枣林被同村的恶霸地主占去了。
抗日政府支持他轻易地打赢了官司，他以感恩的思想参加了抗日。后来，地主小崽子随着国民党开过来扬言要“报仇雪恨”，使得王友清不得不离开农家院，扛起枪杆子。谷新民则是个读书人，尤其爱好写作。少年时在学校里搞作文竞赛，意外地得了一等奖，从此便像着了魔似的想当小说家。
后来又研究过中外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学，一心要成名成家。然而，“芦沟桥一声炮响”，打破了他的迷梦，他“参加了政治运动”，“搞起了武装斗争”。
这三个人，尽管他们的出身与经历各具特色，但在旧社会中，他们都能过得去。他们参加革命并非出于内心的召唤，而是形势所迫，被革命的洪流裹挟而入。
张金发，投土改运动之机，当上了村长。他感受到了“威风”与“荣耀”，他坦言“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他不再是那个被别人看不起的、满头高粱花的庄稼人，也不再是那个看着主人眼色行事的打头长工。他如今是上千口人的中心，是芳草地的一村之长。
天门镇的街道本不长，但他为了品尝自己的“威风”和“荣誉”，竟走了一个小时。这足以看出，他把新社会村长的职权与旧社会乡吏的权势完全等量齐观。张金发现在拼命地“进步”、卖劲地“工作”，完全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势，好照着昔日地主歪嘴子那样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他已经是一个被资本家拉下水的彻头彻尾的假共产党员。
王友清，在家乡刚一解放，就立刻想丢下革命工作，回家去过他迷恋已久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太平日子。他甚至为此“宁可受党纪处分”。然而，县长谷新民的意外提拔和表扬，使他领略到“更大的成功和胜利”就在前面。这种头脑里充满了严重小农意识和向上爬的官迷思想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干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的事情来呢？
余秋雨很看不上《金光大道》，他说:虽说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可实事求是，浩然哪里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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