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海市委突然接到消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贺子珍同志已经病逝。市委的干部对此表示十分悲伤，但他们又感到很焦虑，一场紧急会议随之召开。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贺子珍同志的追悼会应该按什么规格去办。贺子珍当时的级别是正厅级，按规定有关她去世的报道不宜过多，追悼会也不应过于隆重。
但是，市委的干部们都清楚，凭借贺子珍的资历和战功完全值得为其举办一场中央主要领导人级别的追悼会，这名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还曾是毛主席的妻子，目前上海市委的领导大多都要管她叫声前辈。
最终，邓小平作出了决定：“追悼会按照毛主席妻子的身份去办，骨灰葬在八宝山一室，中央主要领导人都要为其敬献花圈。”
贺子珍生前对自己的后事并没有提出太多要求，唯一一点要求便是“葬在北京”，邓公的这一决定无疑满足了她的遗愿。
贺子珍原本是江西人，中国都讲究落叶归根，为什么她一直希望自己被葬在北京呢？
历经坎坷的贺家
二十世纪初，永新贺家是当地声名显赫的豪绅家庭，虽说是豪绅，但贺家从不欺压百姓，反而经常为百姓们谋福祉。
男主人贺焕文是个性格内敛的读书人，早年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在安福县当过县长。
贺焕文是出了名的清官，晚清社会极其腐败，清官往往不受剥削阶级待见，贺焕文也不例外。
贺焕文任职期间，经常替平民百姓讨公道，因此得罪了当地的一些地主，地主们联合起来去朝廷告刁状，导致贺焕文被免职。
好在贺家祖上不乏为官之人，凭借几辈人的努力攒下了点家产，所以贺焕文在面对不公时，没有选择上诉，而是头也不回的远离了官场，毕竟他有这个底气。如果当官就要丧失良知，那么这个“铁饭碗”不端也罢。
被罢官后，贺焕文回到了永新县，在县衙当起了“临时工”，因为文笔优秀，经常为百姓们写状子。虽说还是在县衙工作，但“体制内”和“体制外”还是有区别的，至少在他看来，目前的工作性质没那么多是非。
贺家的女主人名叫温吐秀，广东梅州人，同样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境殷实，嫁到贺家之前读过几年私塾，知书达理，即便丈夫仕途坎坷，但依然不离不弃。
温吐秀嫁给贺焕文后，为其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贺敏学。与其他家长一样，贺焕文也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贺敏学很小的时候便由父亲亲自教授读书写字。在贺焕文的教导下，贺敏学从小就出口成章。
贺敏学四岁那年，突然被父亲问道：“孩子，你想不想有个弟弟或妹妹啊？”
那个时代没有计划生育，每户养育四五个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贺敏学看到小伙伴们都有弟弟妹妹，于是果断的回答：“想！”
1909年9月24日，贺家突然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平日里比较冷清的院子里变得异常热闹。五岁的贺敏学忙里忙外，细心的招待着前来祝贺的乡亲。
出生的是一名女婴，由于当天正好是中秋节，所以贺焕文为女儿取了一个乳名——桂圆。贺焕文非常开明，家庭教育上从不重男轻女，桂圆三岁时便跟着哥哥一起学习。
由于桂圆两岁时，温吐秀又为贺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所以桂圆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哥哥照顾。作为贺家的长女，贺焕文对桂圆视若珍宝，眼看孩子就要上学，于是贺焕文为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贺子珍。
贺子珍从小就浓眉大眼，聪颖过人，在村子里人见人夸，然而在她四岁时，贺家却遭遇了一场劫难。
当时清政府已经灭亡，但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官场更加腐败，贺焕文的顶头上司因为卷入了一场官司，为了让自己脱身，他把锅甩给了贺焕文这个“临时工”的头上，最终导致贺焕文含冤入狱。
贺家失去了顶梁柱，家境日益衰落，温吐秀一面抚养三个孩子，一面为了丈夫的冤情四处奔走，为了打官司，温吐秀几乎卖掉了所有家产。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杜秀的努力下，贺焕文终于被释放，但此时的贺家已经没落，家中凡是值钱的东西，均被债主搬走了。
为了维持生计，温吐秀和贺焕文东拼西凑，借来了一笔钱，在家乡开了一家茶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小本买卖并不好做，一些地痞流氓时不时就来茶馆闹事，贺敏学多次想要与其大打出手，好在被温吐秀及时拦下，茶馆的生意才持续了下去。
看着家中发生的一切，贺家的三个孩子意识到，在这个“吃人”的旧社会，普通百姓永无出头之日，地主、资本家将农民的生命视为草芥，只有推翻腐朽制度，底层人民才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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