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的3月13日，珍宝岛纷争的硝烟已经弥漫了十一个日夜，形势日趋紧张。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将领，深知这场纷争的严重性，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亲临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凌晨时分，寂静的河面上，三辆苏制T-62坦克像是沉默的巨兽，正悄然渡过冰冷的河水，朝着我军阵地缓缓靠近。它们的行驶方向直指向我军阵前，但在其后方，并没有苏军的步兵部队跟进。这个异常的态势，使得情况显得尤为紧急。
肖全夫目睹这一切，心中瞬间涌起了警觉。他立即通过通讯设备，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给了军区司令陈锡联。陈锡联接到报告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下令：“打掉他们的坦克！不能让他们靠近我们的阵地！”
然而，肖全夫在接到命令后，却并没有立即执行。他稍作思考，然后坚定地回答道：“不能打。”这个回答让陈锡联感到意外，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肖全夫却在这个时候公然拒绝了上司的指令。
陈锡联的语气开始变得严厉：“什么不能打！敌人已经侵入到我们的领土了，我们不反击吗！”但肖全夫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不能打，他们的目标不是阵地。”
陈锡联听到这里，心中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我的命令你都不听？如果阵前出了事，你按军法从事！”然而，肖全夫依然不为所动。
那么，肖全夫为何敢一而再地违抗陈锡联的命令呢？他的自信又从何而来？
1969年的早春，天空弥漫着紧张的氛围，中苏两大国的关系像悬在空中的薄冰，一触即发。在遥远的东北边境，珍宝岛附近，苏军的身影频繁出现，他们的行为愈发嚣张，不断挑衅，试图侵扰我国神圣的领土。这种挑衅行为，如同野火般蔓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行动起来。他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明确指示，开始精心策划，调动部队，确保边境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得到坚定的守护。
然而，苏军似乎并没有将我国军队的戒备状态放在眼里。他们继续制造摩擦，试图通过挑衅来试探我国的底线。这些挑衅行为，虽然都被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击退，但苏军并没有因此收手，反而更加嚣张，袭扰行为愈发频繁。
3月2日这一天，苏联的军队与我国的边防巡逻部队在边境线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冲突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在激烈的交火中，苏军遭遇了严重的挫败，损失惨重。为了挽回颜面，他们开始计划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不断向珍宝岛增派兵力，意图重新掌控局势。
面对苏军的咄咄之势，我国边防部队并未退缩。陈锡联将军果断决定进一步加强珍宝岛上的兵力部署，并且优化部队的配置，确保每一个战士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然而，仅仅加强兵力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陈锡联将军深知，高效的作战指挥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迁移部队指挥机构。
他抽调了军区的重要将领，包括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将军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光元将军，组成了一个前沿指挥所。这个指挥所不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卓越的指挥能力，更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做出决策，确保战斗的胜利。
为了确保指挥所的安全和通信的畅通，陈锡联将军选择了离珍宝岛仅10公里的五林洞作为前指的设立地点。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又能保证与前线的快速通信。
3月13日，清晨的薄雾中，我方哨兵迅速向指挥部报告，苏军的三辆坦克悄然驶过边境线，进入了我们控制下的江叉子区域。这是自敌人沉寂多日之后，首次采取的实质性军事行动。
在此之前，我方情报人员已经深入侦察，得知苏军新增的部队已经完成部署，并且有着明显的集结迹象。这些迹象使我们不得不猜测，这很可能是苏军计划大规模进攻的前奏。
肖全夫将军立即将这一情况详细记录，并迅速通过加密通信线路，向正在北京进行工作汇报的陈锡联司令员报告了此事。
而此刻的陈锡联司令员，正与副总长温玉成将军在会议室中深入探讨珍宝岛的当前态势，以及针对苏军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我方应如何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就在前几日，经过深思熟虑与全面评估，中央已正式下达了指示，授权我边防部队在遭遇挑衅或侵犯时，拥有在必要时刻给予坚决反击的权力。
然而，这一反击行动需严格把控冲突的规模，确保事态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而是要尽可能地将其控制在边界冲突的水平，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的军事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的兵力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并且三辆气势汹汹的坦克已经公然越过了国界线，深入到了我国的领土。这一行为无疑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衅。
面对这样的局势，时任边防部队总指挥的陈锡联将军果断做出了决定。他深知，此时正是展示我国军队决心和力量的关键时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对另一端的肖全夫下达了战斗命令：“全夫，现在是时候给苏军一个教训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然而，电话那头的肖全夫却并未立即执行命令。他沉思片刻后，对陈锡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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