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会老去。有那么一天，你躺在医院里，等待手术，你已经失去意识，需要一个人来签字。医生会大声问：监护人在哪里？
高耀洁医生在曼哈顿的最后10年，她的监护人是黎安友教授。在高医生的葬礼上，黎教授也发了言。他说，自己之所以做那么多，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英语很好。
这是很谦虚的说法，因为“成为监护人”，远比想象得要复杂。
腾讯视频正在播出的纪录片《前浪》第4集《监护人》，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一位92岁的上海老人龚老伯，儿子“失联”已经10年了。有8年的时间，他一直想指定一个监护人——在法律上，这叫“意定监护”，朴素地说，就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指定一个监护人。
开始他想从亲戚、后辈中选，但是都不满意，取消了指定。
他没有什么钱。他住的小房子，95%的产权属于儿子，自己只有5%。他每个月有几千块的退休金，但是要生活和看病。
有一次他在路上摔倒，开电动三轮车的刘女士救了他。她把老人送到医院，治好后又送回家，两人就此有了连结。
这不是什么狗血的“爱情故事”，因为刘女士自己有老公。她老公也去过老人家，还帮忙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
在交往的过程中，老人对刘女士产生了依赖。他希望临终时抓住自己手的是她，死后如果有抚恤金的话也归刘女士，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回报”，只有让刘大姐成为监护人，她才能拿到这笔钱。
摄制组围绕老人“最后的梦想”跟拍了好几个月。他有一个儿子，他想指定刘女士为监护人，这在法律上非常困难，典型的“中国故事”就此展开。
按照程序，要做一个公证。但是，在公证处，工作人员要老人提供医学证明，证明自己有“完全行为能力”，也就是意识清醒，能够自主；
于是去做医学鉴定。医生要给老人做测试，“一分钟时间，说出你常见的水果……”这位92岁老人，突然紧张起来，他说了苹果、桃子，西瓜……很不幸，他又说了黄瓜。黄瓜不是水果，是蔬菜。老人说，如果自己见到水果，肯定能说出更多。
接下来一个题目，是画出自己看到的图形……老人突然就有点崩溃。
看到这里，我自己也有点崩溃。这些电子设备提供的测试，年轻人非常习惯，但是对老年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侵略”。他们会紧张，甚至恐惧，继而有本能的抗拒。
接下来的就是悲剧了。医生态度很好，但是给出的诊断是记忆退化和脑萎缩——对一个92岁的老人来说，这诊断并不能算错，其实不需要诊断，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几乎适用于每一个老人。
公证处提出，老人可以做司法鉴定，来证明自己有“指定监护人的能力”。司法机构要居委会出一个证明，证明老人是“独居并被大姐照顾”，而居委会认为，两人是雇佣关系，而且老人有儿子——他们只同意证明老人独居，不肯证明“刘大姐照顾老人”。
球踢到了司法鉴定机构那里，他们的鉴定结果是“老人只有限制行为能力”，只能由所在地居委会来协助“指定”，球又踢回了居委会。
街道和居委会都很热心，开了好几次会来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不建议办理“意定监护”。各方都坚持原则，看起来也颇有道理，老伯和刘阿姨，经常在“论辩”中败下阵来。
事实上，在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龚老伯不但思维清晰、有逻辑，而且还有一定的幽默感。片子甚至含蓄地表达出了对刘阿姨的“爱意”，他有点嫉妒刘阿姨的老公。有一次当刘阿姨的老公表示以后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子，也说自己“升级为女婿”时，老人嘿嘿笑了。
你会为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所感染。从观众和朴素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很容易达成共识，老人有着清醒的意识和独立、完整的判断力。街道和居委会的人，也都会同意这一点，实际上，他们甚至认为老人状态不错，还没有到指定一个监护人的时候。
最有悲剧性的地方就在这一点：老人本可以指定刘阿姨为监护人，这样可以以自己最满意的状态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不留任何遗憾；但是，为了去申请办理监护手续，不得不奔波好几个地方，与人论辩。
在街道开完会后，老人心里别扭头晕了一整天，直呼“我恨自己”。这是一个老人的呐喊，他恨自己“年老无能”，但是谁又没有这一天呢。
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街道办，工作人员都尽心尽力，都“为老人着想”，但是却又有一种默契，成功阻止和剥夺了老人实现最后心愿的可能性。辛苦的奔波耗尽了老人的生命，他脑梗住院，刘阿姨在医院照顾，街道办最终找到了老人的儿子，刘阿姨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本来已经好转的龚老伯，很快离开了人世。在还有意识的“最后时刻”，他一定是失望的，因为这是他要竭力避免的晚景。他想报答刘女士对他的好，从他摔倒被救起时开始，他就有这个心愿，“我亏欠你太多了”——这个愿望终究没法实现。
片子的最后刘女士哭了，那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对命运的洞察：善良的人，终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个“时代故事”，越是往后，这样的故事也就越普遍。中国社会正处在深刻的转型中，“老人归子女”仍然是普遍的认识，不管是财产还是麻烦，都应该由子女承担。街道办的人说那么多，无非是担心子女将来找麻烦。
但是，一种新的觉醒也正在诞生：老人在多大程度上还算一个人？他有权利决定自己临终前的一些事务安排吗？
“意定监护”，本来是法律上的一个进步，它赋予老人自主权，也就是承认老年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让老人有权来指定自己的监护人。这既为治疗、手术等提供便利，也为临终前的其他安排提供了支撑。但是，现实是，新的法律条款，还存在很多障碍，《监护人》展示的就是这些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的困境：如果老年人不能真正拥有“意定监护”的权利，就相当于早早被剥夺了“自我”，等于宣判了一个人的“死亡”。或许，生理意义上的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种对自主性的剥夺，这让此后的“晚景”尊严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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