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已经74岁了的张闻天因身患重病，在王震将军的建议下，终于向中央写信求助，希望自己能到北京养病，并且表明一切费用都自行承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任何人都能理解体谅的请求，却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
要知道，张闻天在遵义会议等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是一贯支持毛主席的，可以说两人是“肝胆相照”的关系，可毛主席为何在这件事情上，会决绝地做出“不合适”的批示呢？
在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在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的建议下，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过上了相对宁静的生活。但“文革”开始后，邪火很快就又烧到了他的身上。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首次揪斗张闻天。从此，他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岁月。
这时，张闻天已年近70岁了，且患有白内障、心绞痛等疾病。
1968年5月16日，张闻天的家里来了一个班的武装，宣布对他和他的妻子刘英实行“监护”，并将他们隔离开来，分别关在两间屋子里，不让他们见面。
在将张闻天和刘英分别了523天后，阴谋家因为始终从张闻天嘴里挖不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便结束了对他们的隔离关押。
1969年10月20日，当刘英从可诅咒的单人囚室里放出来，重新见到张闻天时，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还是闻天吗？
因为此时的张闻天，头发、胡子又长又乱，脸色苍白，全身浮肿，人都走形了，让人不敢想象他在这一年多里，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
当刘英缓过气来，问到一年来受审情况时， 张闻天仍然是那句话：“我知道的就那些，别的我不知道”。语气缓慢沉稳，始终不卑不亢。
就在张闻天和刘英还没来得及缓口气，就接着中央办公厅来人通知：“遣送广东肇庆，限3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
然而，政治上的沉浮，对张闻天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地位高低，环境好坏，他看得并不重要，于是他对刘英说：“既然我们是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
时间，不允许他们细细思考前面的道路究竟会如何，不管怎么说，他们又生活在一起了，可以互相照应了。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收拾行装，第3天就要动身的啊。
南行的列车把刘英和张闻天带到广州后，又坐3小时汽车才到了肇庆。他们的住房被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宿舍区，背靠着牛岗，是间简陋的平房。这里离肇庆最近的集镇还有两里路。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他们的住所。上街买菜，生火煮饭，就成了刘英的主要差事。从“监护”到“遣送”，他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他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6年孤寂的流放生活。
肇庆6年，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停止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
1974年秋，在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张闻天非常高兴。他说：“小平敏锐爽朗，解决问题果断，确实是个人才。”他感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及早从迷宫里走出来的希望。
1974年10月，刘英因参加弟弟刘彬的追悼会到了北京，前去看望王震。他关切地向刘英问起张闻天的情况，当得知张闻天健康状况很不好时，就劝刘英鼓励张闻天向毛主席打报告，还笑着叮嘱她：“那句关键的话可一定得写上哟！”
于是张闻天请王震转呈给毛主席一封信，要求迁回北京居住，并且表明了一切费用都自行承担，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个地方居住。
随后，张闻天又请求回上海去休养，但得到的答复还是不准。最终他们到了无锡。那已经是1975年8月了。
刚到太湖之滨，张闻天仿佛回到了家乡一般，心情比较愉快。这时他们已从“遣送”人员变成自由公民了，虽然他的名字还仍然叫作“张普”。
此后，大故迭起，风暴丛生，一桩桩事变都在张闻天心里激起万丈波澜，肺气肿、心绞痛频频发作，终于在1976年7月1日傍晚，心脏病猝发，一跌倒就再也没能喊醒过来了，享年76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