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政治局为了挽救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激进主义在遵义召开了会议。众所周知,此次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农红军。却鲜有人知道,是王稼祥在会上提议让毛主席重回核心领导地位,并投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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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早期曾在莫斯科中山留学,并且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早期革命领导人是同学。得益于这段经历,王稼祥初期在革命队伍中地位很高。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中央军事指挥小组的一员,与毛主席与周总理一起指挥长征。然而尽管王稼祥的起点很高,但后期的职业生涯却并不顺畅,官位一降再降。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意外的落选中央委员。通过毛主席的“拉票”,才勉强成为候补委员。可见此时的王稼祥在党内的影响已经降低。这与王稼祥的身体素质差有很大关系。早期在井冈山根据地时,王稼祥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这次负伤给王稼祥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身体素质大大降低。1934年,王稼祥因旧伤复发,是被抬着走上长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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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后,王稼祥还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这期间的王稼祥在党中央仍处于核心地位。1944年,王稼祥再次旧伤复发,无法主持工作。此时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阶段,王稼祥的工作很快被他人取代,逐渐成为边缘人物。因为身体原因,王稼祥甚至缺席了七大。虽然在毛主席的帮助下成功当选候补委员,但已经不是党中央的重要领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考虑到王稼祥的身体原因以及他的留苏经历,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是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同时还被党中央赋予了一项特殊使命,以中国副外长的身份处理东欧非驻在国的外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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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给王稼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总理为其送行,各种报刊也对此事进行了大幅报道,可见党中央对于此事的重视。1949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是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外访,王稼祥以大使的身份陪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958年,全国上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王稼祥鉴于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向党中央提出了意见,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让王稼祥的担忧加剧,他与刘少奇同志等国家领导人密谈后,给周总理、邓公、陈老总等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党内通讯》的信件。王稼祥还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系列文件送到中央,也正是这些文件给王稼祥引来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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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看过这些文件后,大为生气,批判其为“三和一少”。62年7月因为王稼祥起草的在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的发言太过低调,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最终导致王稼祥参加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就回家休养了。此时的王稼祥虽然还住在中南海,但其政治生涯已经基本结束了。十年动荡开始时,王稼祥虽然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联部部长,但实际有名无实,一切重大会议都不让其参加。同时王稼祥收到中央命令,搬出中南海,而这仅仅是个开端。

康生利用“三和一少”到处煽风点火,将中联部在裁军大会上错误发言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王稼祥,将其打为右派,对其进行批斗、关押。连王稼祥的家人都没放过,唯一的儿子王命先承受不住打击,在绝望中投河自尽。王稼祥在1969年被下放到河南信阳进行劳动改造。1970年,王稼祥被中央同意回京治病,同时朱老总向王稼祥传达了毛主席想要重新启用他的想法。王稼祥也借此机会党中央写信表达自己想要重新回归工作的愿望。终于在1973年8月,第十届中央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被分配到了外事部门,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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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73年,王稼祥因为早期负伤加上在文革中的折磨,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恢复工作后,又将重心转移到工作上,未能好好休养,加速了身体状况的恶化。最终在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与世长辞。虽然王稼祥在1973年就恢复了工作,但并未洗清身上的污名,直到1979年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