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组织找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谈话，让他做好工作交接，准备调他担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宋任穷感到非常突然，调到西南局他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当第一副书记，他恐怕很难胜任。
组织的考虑是，贺龙担任西南局书记，宋任穷担任第一副书记，张际春担任第二书记，李井泉担任第三书记。可宋任穷觉得，张际春和李井泉两名同志论资历和能力，更适合排在他的前面。
因此，宋任穷第一时间便找到了贺龙，感谢了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同时提出，他当第一副书记是不合适的，希望贺龙向中央建议，把他放到第三副书记，李井泉同志当第一副书记。
贺龙听后笑了，对宋任穷说，三位副书记的排名是由中央定的，服从组织安排，愉快上任就行了。谁知，宋任穷听后急了，大声地对贺龙说，这不是他显大方的时候，说应该从西南局的实际出发。
那么，宋任穷为何急了，为何敢这样和贺龙说话呢？这是有原因的。
大家都知道，李井泉长期在贺龙手下工作，两个人配合默契，相互之间熟悉，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效率很高的。而现在他排名第三副书记，肯定有贺龙避嫌的意思，他刚刚当上西南局书记，要团结其他同志，就不能把自己熟悉的人排在第一位。
可宋任穷觉得，李井泉是一位老革命了，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都摆在那里，况且，在大西南工作也非常久了，怎么想都是最合适的副书记人选。
因此，他大胆地向贺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从利于工作的角度考虑工作安排。不曾想，贺龙说这是中央定的，他没有权力干预，就把宋任穷搪塞过去了。
因此，宋任穷就急了，强烈建议更改副书记排名。但是，正如贺龙说得那样，这是中央已经定好的事情了，服从就行了，可能也没有再改的空间了。
那么，贺龙作为西南局的书记，真的就对西南局人员配置，没有一点权力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不但有权力，而且权力非常常大。
而贺龙在副书记的考虑上，为何这样安排呢？毕竟，无论是张际春也好，还是李井泉也好，都和宋任穷的经历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个方面要超过宋任穷了。
后来，宋任穷又几次找贺龙说起这件事，贺龙才讲了一下具体的考虑。当然，这里面肯定有避嫌的情况了，毕竟李井泉长期在他手底下干，而最重要的考虑却是工作层面的。
张际春是西南局的副书记。但同时，他还兼任西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大量的政治工作需要他做。而贺龙在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时候，对张际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他是相当倚重的。
这个时候，西南军区的任务还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对大量人员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因此，即便是张际春担任了西南局的副书记，他的工作重心肯定还是在军队上，这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定的。
而李井泉的工作安排，中央和贺龙同志考虑到一起了。当时，四川可是一个大省，以前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每个地区都类似于一个省，现在必须进行统一管辖。
此前，李井泉就兼任四川省委书记，主持这个大省的全面工作，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李井泉因为连续超强度的工作，甚至几次都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对四川省的工作没有人比他再熟悉了。
因此，李井泉现在虽然是西南局的副书记，但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四川省上。所以，这些因素都考虑在一起，贺龙和中央才考虑了这个排名。
也就是说，宋任穷到西南局工作以后，他才是完全脱离了其他工作的副书记，能专心做具体工作的副书记。因此，中央和贺龙这样考虑也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时候不是论资排辈的时候。
而事实证明，宋任穷上任以后，展现了出色的工作能力，2年之后，便被调到中央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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