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为了将国家发展重心拉回正轨，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邓小平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工作局面，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组织机构过于臃肿等多个问题，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大难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犹如给干涸的土地注入了一股清泉。
在全国上下鼓足干劲发展经济的同时，邓小平敏锐的发现机构臃肿对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制约。为此，他曾多次在会议上提出精简机构的想法。
1982年，邓小平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再度向组织机构臃肿问题开火，他十分严肃滴对参会人员讲道：“现在有很多人不称职，不负责”，剑锋直指精简机构和冗员。
邓小平之所以对精简机构如此重视，原因是有非常详实的数据显示，早在1981年时我国的副总理人数达到了13人，工作部门更是一度飙升至100多个，达到了建国以来之最。
其中，经济管理部门就多达70余个，这在当时来讲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十分复杂。
据了解情况的人回忆，经过几年时间的拨乱反正，很多在特殊时期蒙冤的老同志都陆续恢复了名誉，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复出工作了。
但当时国家机构和岗位都十分有限，只能通过临时加塞的方式，把他们安排到各个机构担任副职。后来，各个机构实在安排不下了，就只能通过增加部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还很容易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为此，邓小平极力主张要为臃肿的机构“消肿”。
同年3月8日，经第五届人大会议全票通过了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一场自上而下的人事改革正式启动。
最终，经过大刀阔斧的削减，原来的100多个机构差不多减掉了一半，各部门总计减员约2.1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13名副总理，最终只剩下了万里和姚依林二人。前者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打响之后一直在冀鲁豫地区工作。
建国之后，万里在组织的安排下，在建筑工程部任副职，为城建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被调入北京市委工作之后，曾同周总理一起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
特殊时期万里遭受到了错误批判，直到1973年才开始陆续恢复工作。重回北京市委之后，在首都的城建、环保和治污工作中，展现出了过人的工作能力。
此后，万里历任铁道部正职和轻工业部副职。自1980年起开始担任副总理，在工作期间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姚依林于1935年入党，在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46年起他一直在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建国后长期在财贸部门任要职。
从二人的奋斗经历和所负责的领域来看，他们都是经济建设时期不可或缺的管理型人才。事实证明，邓小平的选择非常明智，万里和姚依林都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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