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9月18日 20:11吉林
原创 老正时空 奇异时空
宋彬彬走了，就在中秋节的前一天，2024年9月16日0点20分，做为女性，77岁的年纪不算大。
宋彬彬还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宋要武。之所以如雷贯耳，是因为这个名字与伟大领袖密切相关；也因为这个名字与当年武斗有脱不了的干系。
我当年就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也亲眼目睹过这个名字所带来的武斗的恶果。但那会不知道这个宋彬彬还有个开国上将的父亲，也不知道宋彬彬当时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只是看着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伟大领袖戴红袖章的照片感到特别羡慕。
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为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的袖标。
伟大领袖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伟大领袖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伟大领袖说道：“要武嘛。”
这是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后，报纸上说的。那篇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署名就是宋要武。
很多年后才知道，宋彬彬说那篇文章不是她写的，但她收到过许多信，有的写给“宋要武”，也有的写给“宋彬彬”。她说，几个月后，她真改了名，但不是“宋要武”，而是“宋岩”。
变成宋岩，我当时没听说，只有宋要武刻在记忆里。之所以记忆这么深，是因为我家乡县城那所全国著名的中学有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叫造反队，一个叫八一八，造反队全名是革命造反队，八一八的全名有些含糊，好像叫八一八战斗兵团。我曾亲眼目睹这两个红卫兵组织以及分别支持他们的两伙人之间的武斗景象。有些记忆已碎片化，如有一个是煤矿矿工戴着柳根斗帽子，人手一根镐把，坐着大解放进城参加武斗的画面，还有个是八一八到公安局大院和武装部抢枪的画面。因为那会只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看热闹。
不过，那时我们也没闲着，也成立了一个叫“驱虎豹战斗兵团”的红卫兵组织，参与了我们完小的夺权，其实也参与了武斗，只是远远地看，不敢近前。有一个事现在想起来还后怕。我家有一把日本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带鞘的。让我们“驱虎豹战斗兵团”的头儿知道了，非要跟我借，于是就偷偷借给了他。晚上我们一起去县城灯光篮球场看武斗，他就把刺刀插在衣袖里。当时我生怕他会拿出来捅人，第二天就说啥给要回来了。
当时听说的武斗的事情就很多了，全国各地都有，有的地方甚至还动用了重武器，死了不少人。
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武斗是后来的事，在伟大领袖告诉宋彬彬“要武”之后，全国大中小学的校长老师，以及各级领导们就开始感受到“要武”的厉害。当然，那些地富反坏右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我家附近剃头棚有位一直给我剃头的大个子剃头师傅，就是那个时候跳井死的，说是历史反革命。
1970年11月，我当兵去了呼和浩特。1972年秋天到中蒙边境地区执行任务大约有二十多天。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阿巴嘎旗曾经接触过不少牧区的北京知青，聊起来后，他们说宋要武也在阿巴嘎旗当知青，她是1969年去的，1972年春天就上了大学。后来知道，她上的是长春地质学院，我后来也到了长春，还常到地质宫广场去玩，地质宫就是伪满洲国当年没完工的皇宫，后来成了地质学院的教学楼。
虽然从没见过宋彬彬真人，也完全没有任何交集，但细想似乎也有某种奇妙的联系。
再后来，听说宋彬彬留学美国，然后移民美国。入籍美国了。不禁感慨，宋彬彬们“文革”时成了“宋要武”，是时代的弄潮儿；改革开放了，他们出国留学，还是时代的弄潮儿；新世纪之初，宋彬彬回国经商，还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宋彬彬们总是能够抓住时代的机遇。
不过，后来又听说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却引起了社会争议。
2014年，宋彬彬终于公开道歉。宋彬彬回到了北师大女附中，在母校跟当年的师生公开赔不是。她讲：“这么些年头了，我老早就盼着能有这么个赔不是的机会。”
有人不买她的账了。当年被活活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公开放话：“在我妻子死亡的事儿真相清楚之前，绝对不接受她那假惺惺的道歉。”
宋彬彬后来又多次发声，但每次都引来很多议论，有人说她“假道歉”。对此有人问她“为啥这么干”，她说：
在找寻真相跟反思自己的时候，我总算弄清楚啦，要是再接着闷着不吭声，不光对历史没个交代，对自己也没法交代。……我得开口，……哪怕又得面对灵魂的追问。
王先生拒绝接受道歉，……我理解他的愤怒。“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每个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刻骨铭心。……我们今天做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剧不再发生。
老正对此的看法是：不论怎样说，宋彬彬的道歉都应该算是一种人性的自我救赎。她的救赎使她的心干净了许多。这对于她就够了，宋彬彬晚年一直在中国度过。
但还有其他的“宋彬彬们，他们对此似乎还很“心安理得”。正如阿伦特针对纳粹德国所说的：“正是这一犯罪的事实，被同盟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关于“集体罪行”的重大假设。这就是德国人深感窘迫的原因，每一个局外人在对过去的问题进行讨论时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他们认为那都是时代的错，与他们无关。老正觉得，这样的“宋彬彬”们是不可救药的人渣，人渣是从不在意人性的救赎的。因为他们就是人渣，需要做的就是防范这样的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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