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进入后全球化时代（post globalisation era）。
当TikTok、出海、美国选举成为刷屏关键词之后，越来越多人需要一次“赛博下西洋”。
我们希望带你穿越到地球另一边，看见那里的快乐、担忧与愤怒。
在旧时的中国街边，手艺人推着西洋镜，孩子们围着一个大箱子，花两分钱可以看十张外国图片。
而现在，我们想带你用旁观者的眼光，见证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
这是“西洋哈哈镜”系列的第二篇报道，我们的聚光灯，打在了美国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JD·万斯身上。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题图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如果用一句话描述2024年的美国大选，或许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笑声与惊叹齐飞”。
不管是特朗普中枪的世纪名画，还是拜登退选哈里斯接棒。曾经严肃的政治竞赛，如今变成了深夜秀里被调侃的段子。
在红蓝相间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的身影尤为特殊。
他的自传上过各大畅销榜，他的人生经历被网飞改编成电影，他是美国梦的代表。他口出狂言，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盛行的美国，他成为厌女代言人。
作家、梗王、政治新星、退役军人——当JD·万斯集齐了足够多的身份标签，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复杂的人物以及他带来的政治风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我不是参议员，没当过哪个州的州长，更没担任过内阁部长。我并没有创立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也没建立改变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我仅有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个舒适的家，还有两只可爱的狗。”
这是JD·万斯在2016年为《乡下人的悲歌》开篇第一章写下的话。
当时的他或许没想到，8年后的自己不仅成了俄亥俄州参议员，还是副总统之位的候选人。
如果特朗普赢得今年的美国大选，那么这个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农村孩子”，将会是美国阶层跃迁神话的第一人。
万斯的家庭史，写透了两代美国普通人的梦起与梦碎。
二战后，数百万人从肯塔基州东部、西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东部的山区迁往俄亥俄州南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北部、宾夕法尼亚州等地。抚养万斯长大的外婆与外公，就是从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杰克逊小镇，沿着那条著名的迁徙公路，来到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安置家业。
一时间，铁锈带容纳了众多阿巴拉契亚移民，他们自称为“乡下人”。
所谓的“乡下人”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在地域性上，他们是山区来到铁锈带的移民；在民族性上，他们是苏格兰-爱尔兰裔；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是美国白人工人阶级。
他们没有大学文凭，贫穷就是他们的家庭传统，万斯的家乡就是美国底层苦难的中心。
正如我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万斯的外公一直以钢铁厂为荣，外公身上有一股类似我国东北工人的自豪感——
阿姆科钢铁公司就是他们的救世主，把他们从肯塔基州的山区托举到了中产阶级边缘。以至于外公每次路过一辆老福特或雪佛兰的时候，都会停下来骄傲地告诉小万斯，这辆车的钢材是阿姆科生产的。
外公刚退休那几年，退休金不菲，手上还有阿姆科的股票，阿姆科公园是城里最高档的休闲去处，能进入私人公园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意味着你的父辈（或祖辈）有着一份在当地颇受尊敬的工人阶级工作。
直到后来，辉煌的引擎变成了落魄的铁锈。
日本的川崎并购了阿姆科，万斯和他的小伙伴们才意识到真相：美国制造业在后全球化时代是如此的不景气。要不是这次并购，外公的老东家、米德尔敦的门面企业，早就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日子会比现在更差。
而支撑万斯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恩人，是他倾尽心血大书特书的外婆。一位真正的红脖老太，女中豪杰。
来自大山的外婆，在12岁就差点开枪杀人，13岁就怀孕，跟着外公闯进了陌生的大城市。外公因为酗酒大闹的时候，外婆冷静地把汽油浇到了丈夫身上，多亏当时11岁的女儿扑灭了大火，外公才仅仅是轻度烧伤。
连海军陆战队的征兵官都忍不住感叹：部队和万斯外婆家比起来，简直就是新兵蛋子。
外婆和外公作为保守的美国白人工人，对勤奋工作和美国梦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
他们坚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实现“停车位+小花园”的梦想。他们死守的信念就是枪支、基督教信仰、爱国主义。
“既然他们两个可以从整所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的杰克逊出发，最终能住进两层的郊区小楼，还享受着中产阶级的惬意。那么，他们的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上大学和实现美国梦就毫无问题了。”
但美国梦欺骗了他们。
外婆外公和其他白人工人一起，被时代扫进了贫民区的垃圾堆。
对于美国底层人民来说，“居住隔离”的问题已是顽疾。简单来讲就是“贫富居住差距”。
就像美剧《无耻之徒》中描述的情况，富人居住在北部密歇根湖地区，那里是别墅和豪车云集的区域。而弗兰克·加拉格一家这样的底层穷人，扎堆在南区这个充满毒品和枪支的老鼠窝里。
万斯所在的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也没什么不同。
以律师和医生为代表的有钱人住在特定的区域，那里有维护良好的公园和写字楼。而穷人居住的区域靠近钢铁公司，那里最好的房子都被改造成了许多家混住的公寓房。这里的穷人也分为了黑人工人阶级与最穷的底层白人。
随着万斯长大，他发现网球场的球线颜色越来越淡，最后变成了一块杂草丛生的水泥地。市政府也不再修补球场上的裂缝，或是更换篮球场的篮网。连万斯的自行车也在一周之内被偷了两辆。
居住隔离带来的不仅是市政基础建设的差距，更是群体精神素质面貌的落差。
当一个群体充满痛苦，对未来丧失信心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投入酒精、毒品和药物的怀抱。万斯曾经在一次播客中聊到，“在我长大的俄亥俄州巴特勒县，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实际上超过了自然死亡人数。”
而万斯吸毒的母亲，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创伤。
“在很多方面，我确实处于阿片类药物泛滥的最底层，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它发生在我妈妈身上，当时它还没有真正达到危机的程度。但在很多方面，她只是在应对导致人们开始寻找毒品的原因。”
美剧《成瘾计量》详细呈现了普渡制药公司生产的奥施康定（OxyContin）如何毁掉了几代美国人，万斯的母亲就是无数受害者之一。从最开始的止痛药，发展到更大剂量的成瘾药物，最后是可卡因，终点是海洛因，这几乎是大部分底层美国人的成瘾路径。
万斯的母亲毒瘾发作后，在街上摔打、大喊大叫、在家门口被扭送上警车。在母亲工作的医院急诊室，她不惜去偷病人的止痛药物，甚至换上旱冰鞋在医院滑冰。最后，万斯的母亲吸上了海洛因。
小时候的万斯对吸毒成瘾的母亲爱恨交加，长大后他逐渐理解了母亲这代人的失落与愤怒。
万斯的母亲作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二代移民，并没有赶上阿姆科钢铁公司的荣光，反而面对的是一个工业不景气的美国。她找不到父母当年的工作，又沉浸在不断失败的婚恋关系中，于是药物与毒品变成了最容易得手的生活缓释剂。
美剧中经常能看到的“互助会”，就是各式各样瘾君子的展览。
万斯对互助会上的一个男人印象很深，他闻起来就像是垃圾桶，头发乱蓬蓬，衣服脏兮兮。他抱怨自己因为吸毒，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和他说话，只能住在街上当流浪汉。他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上哪搞点钱，整一口海洛因。
这个男人的形象，和《无耻之徒》中酗酒成瘾的弗兰克完全吻合。他们或许曾经也拥有高等大学的学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对美国梦放弃幻想，结束挣扎，躺平摆烂。
母亲不断更换的配偶们，也是导致万斯性格缺陷的客观因素。最频繁的时候，母亲带着万斯两年内搬了四个家。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终其一生，他都在弥补自己童年缺失的“父爱”和“男子气概”。
万斯每次刚和一位继父建立亲密关系，就被迫辗转到下一个继父的屋檐下，万斯将这种状态形容为“旋转门一样来了又去的父亲形象”。“我特别恨的是，每当我开始喜欢上母亲的男朋友时，他们就会从我的生活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由于母亲的成瘾问题、喜怒无常、失败的婚恋，这些矛盾让万斯和母亲的关系尤为复杂。
有一次，万斯和母亲起了争执，正在开车的母亲扬言要撞车同归于尽，12岁的万斯惊恐万分，闯入陌生人家求救，最终引来了警察。
为了不让警察把母亲带走，为了不让母亲因为这件事坐牢，为了自己不被送往寄养家庭，万斯只好对警察撒谎，称母亲并没有打骂自己。
如果你是熟悉《无耻之徒》的观众，应该非常了解美国的儿童保护制度。
对于加拉格一家而言，一旦被相关部门发现未成年儿童没有合法监护人，孩子就会被送到指定的寄养机构，一家子兄弟姐妹就会被政府拆散。为了不让弟弟妹妹们被送入寄养家庭，长姐菲奥娜拼尽全力才争取到了全家孩子的监护权利。毕竟，贫民区的父母们不是吸毒就是酗酒，或是死了。
小万斯之所以撒谎，和加拉格家的孩子没什么不同，因为一旦唯一法定监护人坐牢，他作为未成年人便没有权利选择和外婆生活，而是会被强制送进寄养家庭。
“这些儿童福利机构忽视了这些对这些孩子的生活真正重要的亲属关系网。这就是我小时候发现的事情之一，儿童福利工作者并没有给我机会去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而这正是我想要的。”
当万斯在创作这本自传的时候，还保留着一些精英视角的反思与洞察，并不像现在的他那么激进与愤怒。
其中，有他对自身所在阶层的冷眼旁观与恨铁不成钢。
贫穷的另一面，是不思进取的底层美国白人，和“夺走工作机会的万恶的中国人”。
“在像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人们无时无刻不提到勤奋。走遍这座城市，虽然这里30%的年轻人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 “我们早晚会被解雇，不管是因为迟到，或是因为偷自家商品然后在eBay上卖掉，或是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嘴里面满是酒味，还是因为每次轮班的时候都要上5次厕所，而且一去就是30分钟。我们经常在嘴上说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但却告诉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不公：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我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
他目睹了无数寄生在美国福利制度上的“蛆虫”们，从不工作，却能活得潇洒自如，甚至他们还会嘲笑努力勤奋工作的人，这一切让万斯充满愤怒——
他厌恶福利制度，因为空手套白狼颠覆了祖辈遵守一生的信仰，即劳动实现梦想。
“我也知道了人们是怎样揩福利制度的油的。他们用食品券买两打汽水，随后就减价卖掉以换取现金。他们会把要买的东西分开结算，用食品券买食物，用现金买啤酒、红酒还有香烟。他们排队的时候还常常用手机打电话。我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赠予活着的人，却能用上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
更有他变成精英之后，对和自己出身相同的乡下人的悲悯。
那些被困在贫民区的穷人，是结构性不公的牺牲品。因为有钱人总有他们的办法逃离，穷苦人被留在耗子洞里惶惶不可终日。
“随着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北上到工厂工作，那些围绕着这些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社区虽然生机勃勃，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厂们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这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那些能离开的人——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剩下的只有穷人们了。”
精英们高高在上地教导穷人，你们应当运动，应当健康，应当积极向上。但事实上，一切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万斯在杂货店做收银员的经历，让他变成了社会学研究员，深度置身于美国巨大的阶级分化之中。
他发现穷人才会买婴幼儿奶粉，因为富人倾向于用母乳喂养孩子。穷人更倾向于买罐头和冷冻食品，而富人更倾向于买新鲜果蔬。杂货店老板只允许开着凯迪拉克的富人使用赊账单，而穷人从来没有这种特权，他们唯一能用的只有打折食品券。这也导致了贫富群体之间巨大的寿命差异。
“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有效：肯塔基州某些地区的人平均寿命才67岁，比弗吉尼亚州附近地区的足足低了15岁。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不同于美国其他的所有群体，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我们早餐的时候吃皮尔斯伯里（Pillsbury）的肉桂卷，中午吃塔可钟，晚上又吃麦当劳。我们很少自己做饭吃，虽然自己做饭不仅更便宜而且更有益于身心健康。我们的运动仅局限于在小孩子时玩的游戏。只有离开家去当兵或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
在2016年，《乡下人的悲歌》有一条振聋发聩的标签，叫做“一本书读懂是谁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
而这本书放在当下，同样能解释万斯走向竞选讲台的路。
纽约时报记者Patrick Healy在特朗普提名万斯为竞选搭档的几个小时后，穿过共和党大会大厅，来到俄亥俄州代表团所在的位置。他当面和这些支持万斯的人交谈，收获了这些声音。
一个人说：“对于像万斯这样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居民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们都是努力工作、为自己的城镇感到自豪的普通人。”
一个人迅速掏出了她的iPhone相册，照片中万斯和她父亲举着女儿制作的横幅，上面写着“骄傲的阿巴拉契亚人”。
甚至有人将他类比为乡下人的奥巴马：“他是我们的巴拉克·奥巴马。他聪明又直率，他很年轻，而且这个人一点也不虚伪。”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万斯流利的口才、恰到好处的年纪和精彩的演讲能力，对于保守派选民来说眼前一亮：他们终于找到了新希望。
当我们对万斯这个人感到困惑的时候，那些在底层挣扎的蓝领工人阶级，正在为他振臂高呼。
在《乡下人的悲歌》问世之前，万斯就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左派精英们看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在巨大的阶级陌生感中怀抱愧疚之情。
而他在俄亥俄州的铁锈带故事，在精英云集的耶鲁大学变成了“另一种奇观”。
万斯是为数不多的公立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本科学历，对于身边的常春藤毕业生而言实属罕见。如果不是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经历加分，他或许根本没有进入耶鲁的资格。在老家，身边的邻居和朋友和万斯一样，大多参加过战争。而在耶鲁大学，万斯变成了唯一有过战场经历的珍稀动物。
在万斯看来无聊的底层生活，变成了精英们茶余饭后的新奇故事会。
他们从未见过父母没上过大学、在俄亥俄州长大、最后还能走进耶鲁的年轻人。于是，“红脖区”出身的万斯，在精英蓝区变成了万里挑一的存在。
“耶鲁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别人对我的生活非常好奇。教授和同学似乎对我所认为的无聊往事饶有兴趣，什么我去了一所平庸的公立高中，我父母没上过大学，我在俄亥俄州长大之类的。这些事儿也都发生在我过去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但在耶鲁，没人经历过这些。甚至在俄亥俄见怪不怪的海军陆战队服役经历对很多耶鲁的朋友来说也非常新鲜，他们从没和参加过美国最近的几场战争的老兵相处过。所以说，我在耶鲁很特殊。”
这种珍稀感，并没有让万斯感到快乐。从他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一个说着南方口音的乡间小子最终来到上流阶级的不适感。
在《乡下人的悲歌》改编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年轻的万斯穿着西装坐在耶鲁大学的酒会上，他紧张忐忑，浑身都不舒服，总是担心自己出错，饭桌上的欢声笑语让他焦虑。这让人想起了《泰坦尼克号》杰克参加的那次上流晚宴，只不过万斯更谨慎，更焦虑，也更想抓住向上的机会。
他似乎总是有一种与精英社会格格不入的不适感。而这种局外人的心态，最早是由外婆植入到他内心的。
外婆虽是典型的“红脖”老太太，却喜欢看高尔夫球这种精英运动。原因很简单，局外人泰格·伍兹撼动了富人的比赛。
一个细节是，当伍兹获胜之后，另一位运动员开了一个非常种族主义的玩笑，说冠军晚宴应该吃炸鸡和西瓜（典型的黑人食物）。那一刻，万斯猛然意识到，炸鸡和西瓜几乎是他们族人的文化食物。原来真正划分阶级的不是肤色，而是贫富。
“我的祖母却非常愤怒。她说，那些混蛋永远不会让我们这样的人成为他们的一员。她觉得他们都看不起外来的黑人和外来的贫穷白人。”
就像华盛顿的游戏也不属于俄亥俄州的老百姓一样。真正隐秘高端的酒会，本就不会对外发售门票。
万斯的前半生环绕在一种“乡下人被嘲笑”的氛围中。第一次上高尔夫球课的时候，万斯穿着一双闪亮的皮鞋就去了，他以为这就是富人打高尔夫该穿的鞋。
即便来到了全国最顶尖的耶鲁大学法学院，这种巨大的自卑依然笼罩着万斯。从他的自传里，能读到许多看似自嘲，实则自卑的细节。
在耶鲁大学的酒会上，他分不清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和霞多丽（chardonnay），于是只好点了一杯霞多丽，只因为后者的发音更容易。他喝不明白圣培露气泡水，还以为水变质了，差点喊来服务员。他不知道正式晚宴的刀叉怎么用，要向他的妻子乌莎打电话求救。
轻舟已过万重山后，万斯仍然清楚记得这些让他感到尴尬的瞬间。
在大学，他勤工俭学，缺乏睡眠，酗酒，吃垃圾快餐，一度累到患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他描述的大学画面，像极了《无耻之徒》里的利普（Lip）求学，那是剧中为数不多从芝加哥南区考入麻省理工的男孩。
他们都是从贫民窟考入常春藤的穷小子，面对巨额大学贷款和繁重的课业压力，只能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疯狂地打工赚学费。对于他们而言，比起身体的折损，更恐怖的是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一切，一不小心就从手心滑落。他们害怕自己最终会像贫民窟的家人或邻居一样，吸毒、酗酒、坐牢、流落街头。
在电视剧里，麻省理工的学生们个个是家里有信托基金的富二代，人手一台最新的苹果电脑，而利普只能用最原始的纸笔写笔记，无数人都为了这一幕感到心酸。
人们看着利普穿梭在操蛋的家务事、打工的饭馆后厨、学校的阶梯教室之间，在贫富差距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步步被社会现实击入深渊。而这就是底层孩子撞上的第一块玻璃天花板：即便成绩优异，也不一定支付得起高昂的大学学费。
利普和万斯几乎就是一组完美的映照。只不过在闯荡上流阶层的过程中，前者失败沉沦，后者真的成功了。
万斯当然尝试过融入常春藤精英的话语体系中。
幽默的是，在2016年，万斯还是一位坚定的反川派，号称“永不特朗普”。
当时他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著名文章《大众的鸦片》，痛批特朗普是美国人民的海洛因，让人民沉浸在美好的幻觉里。有消息称，他曾经私下和朋友称特朗普为“美国的希特勒”。
他的妻子、耶鲁同窗乌莎·万斯 (Usha Vance)就是印度裔移民，在圣地亚哥长大，截至2014年，乌莎都是民主党人。和万斯的童年创伤比起来，乌莎的家庭幸福得像虚拟世界。
在耶鲁和精英的圈子里，他终于发现，有钱人不仅仅是有钱而已，他们还霸占了更奢侈的东西：健康、时尚、幸福、先进的生活方式。
万斯和外婆曾经最爱的乡村餐厅，对于有钱人来说跟直饮地沟油差不多——这种残酷的对比对一个出身底层的年轻人的打击，或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影响深远。
“和穷人相比，有钱有权的人除了钱和权，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当你从工人阶级流动到专业人士阶层，那么几乎你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往好里说是不时尚，往坏里说就是不健康。对于这一点我感触最深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耶鲁的一个朋友去老乡村店（Cracker Barrel）吃饭。小时候，去这家店吃饭是最高的用餐享受，因为这是阿嬷和我最喜欢的餐厅。而和耶鲁的朋友在一起，它就成了一家脏兮兮、油腻腻的破店。”
显然，左派精英让他失望了，无论学会多少政治术语，也无法改变老家人的处境。他不再相信那套“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童话叙事。
万斯的立场转变，就是美国权力的游戏中最幽默巧妙的一环。
他的穿搭风格就是一个微小的窥镜。
在加入特朗普阵营之前，万斯的穿搭向硅谷大佬靠拢。休闲的定制夹克与牛仔裤，开领正装衬衫，让他整个人展示出精英书呆子的儒雅。当时他在硅谷从事风投，是保守派科技亿万富翁、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 (Peter Thiel)的门徒。
而现在的他，作为特朗普的加强版复制人，穿搭风格也和特朗普无限接近，恨不得也把美国国旗穿在身上。
主导这场变化的关键人物，据传是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
2016年，小唐纳德读了万斯的自传并“为之疯狂”，开始疯狂游说自己的父亲将这位保守派明星纳入囊中。当万斯与小特朗普成为密友之后，他的政治道路也逐渐明晰。
2021年2月，万斯踏入了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当时，特朗普的案头摆满了万斯曾经攻击他的文章，特朗普甚至用脏话调侃万斯：“你对我说过一些很难听的话。”
随后万斯立刻向特朗普道歉。他告诉特朗普，他相信了媒体的谎言，很抱歉自己曾经犯了错。
万斯多次诚恳地表示，自己曾经被蒙骗了，如今发现只有特朗普主义才能救美国。而特朗普也对万斯好感倍增，他告诉朋友，万斯是个聪明，英俊，拥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的男人。特朗普认为万斯在电视上表现很棒，在辩论中也非常出色。
不少媒体分析，特朗普最终选择万斯，是因为万斯在对抗现有机构和挑战全球体系方面有着与他相同的激情与冲动。人们总会提拔和自己相似的人，想做年轻版自己的伯乐，这是一种亲近效应。
而万斯被推上副总统候选人的宝座，也是因为他屡次公开表现出对特朗普的绝对忠诚。媒体调侃万斯是“耶稣的使徒保罗”，一个狂热的皈依者，他传播特朗普主义福音比特朗普本人还要卖力。
当特朗普在曼哈顿刑事审判中被判有罪，万斯是第一位出庭支持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在特朗普被定罪后，他在各个媒体频繁露面，对特朗普进行辩护，变成了特朗普阵营最有力的拳击手。
特朗普与哈里斯辩论时，口不择言的那句“海地移民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吃掉了当地居民的宠物猫狗”，也是由万斯团队卖力宣传的不真实信息。
辩论现场，哈里斯听完特朗普的话之后露出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万斯目前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他不顾青红皂白也要维护特朗普。
在堕胎和女权问题上，他甚至比特朗普还要保守。他说的话越极端，就越能吸引与他同一阵营的人，让他们成为万斯个人IP的铁票仓。
也就是他风头正盛的时候，他的言论逐渐抽象起来，走向了“厌女”和“种族主义”的极端。
在2021年万斯与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采访片段中，万斯抱怨说，这个国家是由民主党人和企业寡头统治的，他言辞激烈地形容她们是“没有孩子的爱猫女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暗指的就是哈里斯。
“民主党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那些没有孩子的人手里，我们把国家交给那些实际上与国家没有直接利益的人，这有什么道理呢？”
这句著名的“childless cat lady”彻底掀翻了整个精英圈层的屋顶，万斯因为这些抽象言论，逐渐走向了“众叛亲离”的路口。
万斯在耶鲁大学的同窗索菲亚·尼尔森 (Sofia Nelson) 是一位变性人，曾经也是万斯夫妇的密友。她回忆，万斯两口子在她接受变形手术时，还亲自送过手工点心。但这段维持多年的友谊，随着万斯支持阿肯色州一项反对为未成年人提供变性人治疗的法案而结束。
万斯的舍友麦克劳林，和他都是公立大学毕业的学生，曾经交往亲密。如今老同学也讽刺起来万斯的“立场转变”：“他意识到，在政治上实现和发挥自己的愤怒的唯一方式，就是认同MAGA运动。”
为万斯自传《乡下人的悲歌》拍摄传记电影的导演罗恩·霍华德也对万斯的种种言论感到失望。导演回忆起拍摄电影的时候，万斯似乎并不是一个对政治这么感兴趣的人。
更戏剧化的，是饰演万斯外婆的演员格伦·克洛斯，如今也讽刺万斯的“猫女言论”。老太太在自己的ins上发布了一张抱着猫的照片，并配文：“如果有人批评养猫的女士，夏娃就会在他的床上留下一个流血的老鼠头！”
在戏里最疼爱万斯的外婆，在戏外也忍不住呛声。
但这还不是讽刺万斯的高潮。
当特朗普与哈里斯的辩论结束之后，全美号召力最强的女人泰勒·斯威夫特女士终于表明了她的政治立场：她坚定地站在哈里斯和民主党一边。
最点睛的是泰勒·斯威夫特的配图，是一张怀抱猫咪的照片，并且在声明的结尾落款处，将自己称作“childless cat lady”。
毕业于耶鲁法学院，本应和精英们坐在一起举杯的万斯，如今成为了整个精英圈子调侃的笑料。
如果你想感受万斯的复杂性，那么你最好去看看他那些冷静与激情并存的演讲。
万斯在2022年全国保守主义大会的著名演讲《大学是敌人》就是一次完美的示例。
他尖锐地指出，如今的美国高校已经不再传播真相，而是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像铁水一般浇铸在年轻人的头脑中。在万斯看来，高校传播的全是谎言与欺骗。
美国的教育系统变成了什么样子？万斯在演讲中进行了陈述——
“一篇报告建议，正在经历性别焦虑的青少年，接受变性手术或荷尔蒙治疗后，对我们的社会大有益处，那些接受治疗的青少年，精神状态得到提升，焦虑程度下降，自杀率下降......这项研究选取的基础数据是荒谬的，但主流媒体和精英机构不断传播着这些信息，好似这是神圣福音一样。谁反对这些信息，谁就是恐同的坏人。”
他回忆起2018年回到耶鲁法学院演讲时，发现母校变成了“极权主义”盛行的地方。如果你是一名保守倾向的学生，你在这里会被排挤，被教授打低分，在学校无法立足。这就是高校所谓的言论自由。
他从底层视角出发，直接质疑了整个美国的教育系统和政治寡头——老百姓含辛茹苦背负着巨额贷款，把孩子们送进了一个集中洗脑的大监狱。
“当一个底层孩子想要拥有中产生活，人们会告诉他去上大学，哪怕背上60、70、80，甚至20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因为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那么，到底是谁从中获益了？我告诉你，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大学要我们去追求所谓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但没有人关心正常人的生活是否被这些进步主义搞砸。这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由大学创造的。他们只关心虚假的文化战争，只关心身份政治和多元化，却从不关心那些真正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具体的人。”
“进步主义不是什么关注少数族裔，不是什么治愈我们的地球。进步主义其实是一种被寡头使用的政治话语。一方面被用来愚弄美国人民，另一方面被用来堵住他们抱怨的嘴。”
“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美国是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邪恶国家。这个由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亲手建设起来的国家，是一个糟糕透了的邪恶之地。”
他站在讲台上，身穿与特朗普相同的深蓝色西装，打着相同的红色领带，拉满火力攻击拜登，攻击哈里斯，攻击把美国的工作机会送给中国，把美国军队送到乌克兰的自由派精英；攻击那些让通货膨胀破坏经济，那些让移民涌入祖国母亲腹地的民主党人。
他的论点通俗易懂，直戳痛处。全球化只符合精英和上层阶级自身的利益，而被骗的老百姓，是那些被遗忘在铁锈带的、和他的祖父母共享命运的普通白人蓝领。他的爱国主义也非常朴实：美国的资源被浪费在外人身上，而真正的美国公民的需求则被国家置之不理。
那些支持他的声音说：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敢说真话的人。
正如这个世界，整个美国也在加速割裂，并且不会停下来。
万斯身后是美国新右翼势力（the New Right），也称为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新右翼试图将特朗普执政期间开始的意识形态革命（包括民族主义、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反对美国介入乌克兰、反女权主义、公开怀疑自由民主原则）变得更激进。
万斯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他将“保守派对精英自由文化的批判”与“民粹右翼对全球化经济的批判”二者结合起来。万斯经常用“文化战争就是阶级战争”来概括自己的立场。
他猛烈批评自由主义和取消文化，让那些饱受政治正确之苦的底层白人为他欢呼呐喊：“民主党曾经是这样一个政党，如果你有一个不喜欢的观点，你可以反击或批评它。而这个国家的极左派已经乱套了，如果你看到不好的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审查。这太荒谬了。”
这个从阿巴拉契亚山脉走到俄亥俄州，从俄亥俄州来到耶鲁大学，从耶鲁大学走向硅谷，又从硅谷爬上华盛顿的白男，似乎在内心构建着一个充满旧日荣光的理想国，即便这个理想国听起来有点“使女的故事”的味道——
在这里，蓝领工人永远自豪，女人自愿生下6个孩子，有吃不完的面包和牛奶，每个家庭都幸福美满，永远不离婚，人人都信仰基督教，没有南边来的移民，也没有毒品和针头。
在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两天后，万斯在推特上写下了那句他重复过许多次的名言。
“如果你的世界观告诉你，女性成为母亲是一件坏事，但在《纽约时报》或高盛的格子间里每周工作90个小时却是一种自由解放，那你就被骗了。”
对于一部分人而言，这样的言论是极端厌女的表现；但对另一群人而言，这些话又变成了真理。
对于生活在铁锈带的美国人来说，社会的意义从不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描绘的那样。
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由过去令人自豪的工业与生产力支撑着。它从来都不是“自由主义”“少数群体”“全球化”“多元化”这些晦涩难懂的概念。
幸福是具体的，是轧钢时的叮叮作响，是熔炉的烟雾袅袅。它们代表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人们对于幸福的唯一真切想象。
就像中国农民爱土地，铁锈区红脖深切地爱着工厂。
血与土是他们无法抛弃的传承。当他们曾经憧憬的一切沦为落伍狭隘的价值观，就算再精英的说辞，也消弭不了他们沦为被抛弃者的痛苦。
这一点，身为其中一员的万斯，比谁都懂。
如果左派真的认为万斯是洪水猛兽或跳梁小丑，那么就应该拿出更具体通俗的话语去阐明纲领。对于那些在毒品与失业中沉默的底层来说，美丽、虚幻、形而上的政治词汇，或许是一团毫无意义的空气。
而他们满腔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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