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和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根据《史记》的记载，”完璧归赵”、“渑池会面”、“负荆请罪”三个故事，生动形象地将蔺相如机智勇敢、不畏强暴、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完整展现了出来。
当然，廉颇大将知错能改的精神同样值得后人学习。
可以说，蔺相如就是古代顾全大局人物的典范，说到蔺相如，我们立刻就联想到心中只有集体，只有国家，而完全没有个人一己私欲私情的蔺相如的高大光辉的形象。
在我国现代史上，同样有一位顾全大局的大人物，这个人，就是我们永远怀念的敬爱的周总理。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份重要的决议里，对于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可以说，这样的评价，周总理受之无愧，因为，纵观周总理革命奋斗的一生，他总能做到将大局观贯穿始终，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
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干部语重心长教诲道：“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
周总理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而且，这一做，就是一辈子，矢志不渝，坚持到底。这样的精神和毅力，令人无限敬佩。
每当我们的党受到危害时，面临分裂时，周总理总能做到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毅然决然选择“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真正做到了将大局意识落到了实处。
提及周总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就不能不提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总理受到的不公正批判，甚至要逼迫他退出政治局的一段历史。
回忆起这段灰色的日子，周总理说，那时候，支撑他坚持下去的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1、危难之际勇挑重担
1927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周总理和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自此之后，周总理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也由此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中共五大这一重要会议上，周总理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远见和突出的领导才能，他积极参与起草大会决议，协调各方关系，多方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彼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在一个又一个孤灯独明的寒夜，忧心如焚的周总理仿佛看到了革命的火种，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会再一次沉入茫茫无际的黑夜的深渊。
他必须有所作为，绝不能袖手旁观。
中共五大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又被派遣进入上海，领导上海党组织秘密开展地下活动。
在那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特务紧盯的双眼，可是，周总理始终能够做到头脑冷静，信仰坚定。
常常是在薄暮或午夜时分，周总理秘密联系一个个地下联络点，借着微弱的灯光，一字一句准确传达着党的指示，用坚定的眼神和昂扬的斗志，告诉同志们，要振作起来，要乐观起来，要相信革命必胜，相信祖国光明自由的未来，一定会来到。
利用这一个个重新建立起来的秘密联络点，周总理夜以继日将点变成线，线织成面，最后在上海成功建立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和机密。
可是，周总理怎么也没想到，越是在危险困难的关头，各种内部纷争也越来越多。
2、特殊时期争论不断
1929年12月，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中的若干问题产生了分歧，共产国际竟因此无端指责中共中央有右倾倾向。
为早日结束争论，避免影响革命工作，中央决定委派周总理前往莫斯科报告工作。
1930年5月，周总理抵达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于7月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此时身处异国他乡的周总理，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远赴莫斯科，留在国内的李立三等人的“Z”倾思想就开始抬头。
这一年的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竟然提出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夸下海口说，要借此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
6月25日，中央致信周总理，要求他将这一决议情况报告共产国际。
周总理接信之后，大吃一惊，他认为中国目前革命的发展形势，在武汉、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不具备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
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是如此，还特意于7月30日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
接电后，李立三非常生气，认为共产国际之所以批评他们，是因为对中国革命形势了解不够，而了解不够的原因是周总理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清楚。
面对李立三的个人情绪化的激烈反应，和对自己在莫斯科所作所为的随意揣测，周总理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想早点回国，及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思想，把党内纷争化解，让党员同志能够心无芥蒂地团结在一起，好一致对外。
抱定了一心为党的无私精神和极大的宽容之心，匆匆回国后的周总理，在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就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周总理一脸严肃，神色凝重，眉头紧锁。
在大会上，周总理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周总理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个别人策略上的错误。应该说周总理的分析归纳，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
谁知当这一份报告传到了共产国际那里，共产国际竟完全不认可周总理的结论，并直接扣了个大帽子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又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是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3、顾全大局负重前行
为何共产国际会在此时，将不论是李立三还是周总理都批得一塌糊涂呢？
这是因为，此时已经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博古等人，在中央没有受到重用，共产国际只有将周总理、李立三等人不论是正方反方，都统统打倒，才能顺利将他们看中的王明、博古等人扶正。
果然，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开始直接干预插手中共中央事务。
米夫要求尽快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同时，他开始在脑子里酝酿补选中央委员名单，因为，这才是他要召开此次会议的唯一目的。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秘密召开。
《周恩来传》一书认为，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也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召开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
在四中全会上，周总理和瞿秋白从大局出发，对共产国际极力忍让，对于共产国际在大会上对自己的批判，不再申辩，接受共产国际的处理决定。
会议决定瞿秋白退出政治局，有人趁机提议周总理也应该要退出政治局，并立即交付表决。
结果，24个参与表决的人员中，18人不同意，只有6人同意，提议没有通过。
这一表决结果，是对周总理个人威望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周总理长期以来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的极大认可。
会后，瞿秋白面色凝重地走到周总理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长叹道，这个担子，你还要背着！
被放在被告席上一次次接受莫须有的批判，那时的周总理，内心痛苦极了，矛盾极了。
心力交瘁的周总理，多想一走了之，可是，理智告诉他，他不能走。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党组织陷入到涣散的局面，他必须顾全大局，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即使忍辱负重，即使有万千大山压在心头，他也必须义无反顾负重前行。
一直陪在周总理身边的邓颖超，对于当时周总理的艰难处境感同身受，她说，为了照顾团结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同志的安危，他只好委曲求全，继续工作，苦心支撑着。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周总理，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中央的安全，继续默默无闻做了大量工作。
好在，付出终有收获。我们的党在历经此后无数的曲折艰难之后，最终迎来了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通往辉煌的征途上，周总理顾全大局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后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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