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就改变了二战的整个天平。
侵华日军抽调了大批的精锐部队投入太平洋战争，以抵抗美军。
到了1944年，日军就如秋天的蚂蚱——蹦跶不了太高了。
中国许多各个党派的政治人士都看出了日本败局已定，开始思忖中国的未来命运。
比如国民党掌舵人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批判中共，来为国民党的正统性背书。
另一边，中共领导群体也提出了“联合政府”的理论，主张国共两家携手，召开国是会议，共同治理国家。
最后，就是没有武装部队的民盟，也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著名口号。
总之，各家各说各话，都为中国的未来前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以至于现在有人会设想，假如1945年重庆谈判，果真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国共两党、民主中间人士三股政治力量成立了联合政府，今天的中国会不会大不一样。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联合政府”是一个政治概念，有别于“政府联合”，遵循着谁先谁重要的原则规律，重点在于“联合”二字。
其本质上，联合政府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组成的，是一种政党型政府。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政党取代了贵族、皇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统治组织。
由于一个国家人数众多，常常会出现意见不同的许多派别。这些派别依据信仰的意识形态，都会按照自己的理念治理国家。
所以为了避免不同政党兵戎相见，联合政府就应运而生，大家坐在一个大楼里，通过谈判、竞选来治理国家和社会。
由此可见，联合政府本身就具有妥协的成分。对于1945年左右的中国而言，也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其实早在1944年9月4日，延安就指示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召集国是会议，废除一党统治，指出：“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十天之后，林伯渠就在国民参政会发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
至此，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主张，具体明确摆上了国民党的案头。
时机的成熟，来源于现实战争局势的紧迫。首先是日军“一号作战”在河南发动。重庆统帅部眼见美国参战，心理层面太过放松，忽视了日军的狗急跳墙。
重庆统帅部对于日军的作战意图和作战方向的判断屡屡失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汤恩伯所部迅速崩溃。
到了5月25日，洛阳失陷，日军在河南的攻势达到顶点。
战争上的溃败引起了蝴蝶效应，美国见国民党不堪一击，立即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
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目的之一就是缓和国共关系。
然而，蒋介石不希望美国插手中共问题，以制止中共问题国际化。
他对华莱士说：“美国如期望中国政府采取政治解决，最好在对中共问题表示冷静，或者更劝中共服从中央命令。”
随后，日军又发起了湖南战役，6月18日，长沙陷落。
豫湘战事的失利，让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在官邸会议上，严厉地说道：“外人看我们直不当人……我们军事在国际上已无地位，。”
据徐世昌这个当事人回忆，蒋介石讲话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暴跳如雷，提出了国共军队全部交给史迪威指挥。
这个要求，罗斯福当然知道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不能接受，主要就是采取了“折中理论”，逼迫蒋介石缓和和延安的关系。
可以说，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的日子并不好过。
衡阳失守，史迪威的军权要求，新疆局势骤变、还有苏军的观望，迟迟不肯参战，种种因素将蒋介石逼到了角落里。
身处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审时度势，才会对远在重庆的林伯渠做出了指示，声称“条件已经成熟，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
无论联合政府能否建成，中共都立于不败之地。
一来联合政府符合西式民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不会公然反对。
二来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势力——以民盟为主的中间人士，也是翘首以盼，这些人本就天然反对一党训政，自然会拍手叫好。
三来，联合政府的提出，又是给国民党提了一个难题，将国民党放在了火上烤，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事实上也一如所料。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推出，立即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吸引力。10月10日，民盟正式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
如果站在国民党的角度，“联合政府”就是迫使自己交出执政权力，分给中共和民盟。
试问，有哪一个政党会不愿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权力呢？
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正式在政治上结盟，形成了实际上的统一战线。
重庆谈判
不过随着日军“一号作战”的结束，重庆的局面趋于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蒋介石尴尬的局面。
时间一直拖到1945年的8月，日军投降，蒋介石的威望来到顶点。
他并不着急召开国大会议，响应联合政府的口号，而是摆出了一副惺惺作态的架势，邀请中共领导人和民盟人士，来到重庆，进行一次政治谈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谈判是对联合政府的议题的一次延伸，很大程度上就是是否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毕竟联合政府的实质就是废除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推行的一党训政制度。
起初，在国民党的提案中，是只允许中共参加政府会议和军事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和“联合”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前者以国民党为尊，后者则是双方平等。
慧眼如炬的毛泽东当然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说：“他这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
为了补足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打出了两张牌。
一张是争取美国的支持，此时的美国总统从罗斯福换成了杜鲁门，他指示在华日军除东北以外，向蒋介石投降。
另一张则是8月14日签订的中苏条约，承认国民党的合法地位。
有这两张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从法理上的确是中国的唯一政府。
随后，他便转守为攻，展开了对中共的政治攻势——邀请毛泽东来渝谈判。
8月14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了第一份邀请电，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读，共同商讨。”
不久，蒋介石又连发两电，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皮球滚到了中共手里，如果再三拒绝，未免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失去民心。
根据中国约定俗成的惯例，三次邀请已经到头，很难再说有第四次了。
为了不落人口实，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冒着风险乘机抵达了重庆。
回到开头的问题，重庆谈判中能否实现联合政府呢？
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当时的局势是，仅靠一次谈判，根本不能实行联合政府，绝无这种可能性。
事实上，在重庆谈判前，蒋介石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为蒋介石提供了政治保障。
因而，他当时作为东道主，信心满满。
同时，蒋介石也压根没想过能通过一次谈判，就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8月29日，蒋介石为重庆谈判拟定了三项原则，分别为：第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第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尤其是第一条，就划了一道红线。什么叫不谈改组政府，其实就是不同意实施联合政府。
在蒋介石眼中，“联合政府”就是对现行法统的否定，然而蒋介石已经在美苏明确了其合法地位之后，又怎会将果实拱手让给别人。
反观中共，也了解蒋介石大权独揽的心态。
出发前五天，中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敏锐观察到：“美国不支持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也是爱莫能助。”
当时，毛主席甚至悲观地认为：“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需要留心的是，这里依旧是“参加”，而非“联合”。
在分析局势上，鞠躬尽瘁的周总理还是不够老练，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在他起草的有关谈判的方案中，第一条是要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解放军。
此外，他还提出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现实主义的毛主席则立刻打消了周总理的想法，说道：“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合法地位。参加国际会议或许可行，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
基于此，延安曾致电华中局：“暂不将新四军改为华东人民解放军，比较有利”。
所谓细节见真章，保留新四军的名称，就是保留新四军和国民革命军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这一微妙的命令，照映的是中共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情况。既然弱势，中共也放低了姿态，做出了让步。
9月4日，重庆举行了第一次谈判。
周恩来说：“我等已作了尽可能之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然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现有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
从中共和国民党的表态来看，指望重庆谈判就能实行联合政府，真有点痴人说梦了。
实事求是地讲，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双方心知肚明，也就不必在此处多费口舌。
重庆谈判到最后，看似双方签订了一项条约，实际上，如果更准确的说，应该仅仅是一份会议纪要。因为相当部分条款，均为双方各自阐述的不同意见，并不具有“协定”的性质。
两年后，毛主席在回忆重庆谈判时，还心有余悸地说道：“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怕的是优势问题尚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我到重庆的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本投降时，很担了一份心……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
结语：
要想在重庆谈判期间，成立联合政府，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国民党的立足之本，含有浓厚的“以我为尊”的意识形态。
这种“以我为尊”来源于两个地方，一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帝制思想，一是来源于孙中山设立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方略。
归根究底，争夺联合政府就是分享权力。可权力如同神器，绝不能容人窥伺，更不允许更易。
在国民党的眼中，也绝不能有此奢望。唯一能让国民党妥协的还是要依靠暴力的胜利，迫使其让步。
参考资料
《民国的政治逻辑》 邓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源与流—基于党的重要文献的话语分析》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4年第17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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