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5日报道 据路透社河内10月3日报道，越南计划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为一条造价67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提供资金，这表明该国不愿接受外国贷款。不过一些专家认为，这个目标可能不现实。
越南交通运输部说，从首都河内通往南部商业中心胡志明市的铁路将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据估计国家预算将为此年均投入约56亿美元，为期12年。
图为网传的高铁项目路线示意图
据官方媒体报道，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阮名辉表示，“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政治局决定不依赖外国”为这条计划修建的1541公里长的铁路提供资金。
这条列车时速350公里的铁路预计将于2035年完工。资金将来自国家财政收入，如有必要，还将来自国债发行。报道援引这位副部长的话说，只有在证明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外国优惠贷款。
越南交通运输部和财政部3日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据报道，越南的国债水平相对较低，去年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根据财政部的数据，该国的投资往往低于计划，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投资短缺190亿美元，占到预测公共投资支出的四分之一。
近年来，由于行政拖延、广泛的反腐行动以及对陷入债务陷阱的担忧，该国一直不愿使用外国援助，放弃了数十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
阮名辉说，对铁路项目的投资是以旨在避免债务陷阱的形式设计的。
然而，基础设施融资专家表示，越南可能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建设如此庞大的项目。
这一铁路项目每年56亿美元的公共支出将相当于该国2023年GDP的1.3%，约相当于今年预计总预算支出的五分之一。
一位驻越南的外国基础设施专家表示：“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不太现实。”他指的是计划只使用公共资金一事。
另一位基础设施专家表示，成本将是“巨大的”，这让人对没有外资支持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编译/冯雪）
延伸阅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越南将老挝和柬埔寨视为其“势力范围”，这一点并非秘密。在复杂的历史背景、民族情感以及区域内外环境的影响下，河内在地缘政治上的雄心，近日再次在中南半岛上掀起了波澜。
9月20日，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宣布了柬埔寨将退出“柬埔寨-老挝-越南发展三角区”（CLV-DTA，以下简称三角区）合作框架的决定，并已正式通知了越南与老挝方面。
在称赞该协议“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洪玛奈指出，“极端分子”正利用该协议作为“政治武器”，针对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认为这可能导致柬埔寨的土地和主权受损。“鉴于民众对于领土问题的担忧……我们决定，自2024年9月20日起，柬埔寨将终止参与三角区的合作。”他进一步强调了解除这些“极端分子”武装的政治重要性，以避免他们利用三角区继续误导柬埔寨人民。
在此之前，柬埔寨反对派曾批评这项合作可能不对等地有利于老挝和越南，担心协议会导致柬埔寨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近一个月来，一些居住在国外的柬埔寨人多次组织抗议活动，反对这一合作协议，甚至有反对派支持者在国内鼓动示威，意图模仿孟加拉国近期发生的政变，以推翻现政府。
那么，柬老越发展三角区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真的涉及“领土割让”？如果不是，又为何能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对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而言，三角区，乃至三国之间更广泛层面的经济合作，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柬埔寨-老挝-越南发展三角区协定（CLV-DTA） 图/高棉时报
“通越”指控险些引发颜色革命
柬老越发展三角区的概念，源自1999年10月20日在万象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参会者为当时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的总理洪森、西沙瓦·乔本潘及潘文凯。同年，三国签署了三角区协议，并于2004年正式生效。该协议旨在促进三国间10个边境省份（越南4个省、柬埔寨和老挝各3个省）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允许这些省份的居民自由前往其他两国从事贸易和投资活动，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自由贸易安排。
自成立之日起，柬老越三国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部长级会议，每两年则举行一次总理级别的峰会，旨在通过改善交通网络、促进贸易增长、打击非法自然资源开采和跨境犯罪，加强三国间的协作，增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减轻贫困，促进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009年，三国一致同意各自增加一个省份加入三角区，使得该协议的涵盖范围扩展至13个省份。2018年3月，柬老越三国总理在河内举行的会议上，共同批准了一项直至2030年的经济互联互通行动计划，计划逐步扩大三角区的范围，最终实现三国全境的经济一体化。此次会议也是第十届柬老越发展三角区峰会的一个重要环节。2023年9月，三国领导人在会面时重申，经济一体化将继续作为优先议题，同时强调国防安全和社会联系的重要性。
直到此时，柬老越发展三角区还被视为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但今年7月，也就是三角区合作协议签署25周年之际，它突然被贴上了“卖国协议”的标签。
7月初，关于三角区的讨论在柬埔寨的社交媒体上迅速升温，有人宣称该项目“最初是由越南提议”，并表达了对其可能导致“领土流失”的担忧，甚至有声音暗示，目前属于三角区的柬埔寨东部四省可能会被“割让给越南”。尽管政府发言人迅速驳斥了这些说法，但仍未能阻止舆论的持续发酵。
7月23日，洪森亲自在脸书上发布声明，宣布因散播有关三角区协议的虚假信息，已有三人遭到逮捕，此举反而引发了线上线下大规模的抗议浪潮。8月11日，数千名柬埔寨人在包括韩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发起了反对三角区协议的集会。在柬埔寨国内，反对派也通过Telegram等社交平台组织起来，计划于8月18日在王宫前举行一场“大型抗议”活动。
当地时间7月23日，柬埔寨执政党主席兼参议院主席洪森通过视频说明解释CLV-DTA 图/金边邮报
他们的口号，也是柬埔寨反对派多年来屡试不爽的策略——“通越”。总部位于美国的“高棉民主运动”在8月13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宣称，三角区协议可能会“掩盖进一步非法砍伐森林、驱逐当地居民和为外国利益开发资源的行为”。该组织还表达了对“越南非法移民进入柬埔寨四个省份”的担忧，认为这可能导致这些地区沦为“受越南控制的附庸”。长期以来，反对派一直指责洪森政府“出卖国家利益”，如今同样的指责也开始指向洪玛奈。
面对这种典型的“颜色革命”剧本，柬埔寨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逮捕了近百人，其中包括反对党烛光党的官员、社会组织“高棉学生智能联盟协会”的成员、数名未成年人，甚至还有一名公务员。9月初，洪玛奈指出，这些人通过传播“无休止的谎言”来误导部分公民。内政部长更是直接表明立场：“有一小撮人试图通过假新闻破坏国家稳定，推翻合法政府。”
然而，这些人确实触及了柬埔寨民众最为敏感和情感化的神经。对越南的担忧——特别是对越南可能蚕食柬埔寨领土完整，和越南人无限制移民至边境地区所带来的影响的恐惧——自20世纪上半叶柬埔寨民族主义兴起以来便根植于国民心中。
1979年，越南军事干预并支持柬埔寨人民党上台，虽然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也加剧了这种深层次的不安。任何暗示“柬埔寨正在失去领土或主权”的言论，都可能迅速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反应。德崇扶南运河项目所激发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焦虑情绪的复苏。
“如果任何团体企图利用当前局势，借助柬埔寨人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围绕三角区问题发起任何形式的抗议或示威，从而在柬埔寨社会内部制造混乱，这将对柬埔寨构成极大的威胁。”柬埔寨民主研究所主席帕灿伦（Pa Chanroeun）警告道。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危险，柬埔寨政府对批评者做出了罕见且意外的妥协。柬埔寨智库未来论坛的研究员成普安（Chhengpoor Aun）分析称，“在柬埔寨领导层看来，三角区协议在国内引发的政治风险，可能超过了它承诺带来的跨国经济和外交利益。”
越南是事实上的领导者
客观来看，柬老越发展三角区确实在经济和外交方面为柬埔寨带来了可观的好处，这一点从柬埔寨政府，乃至洪森和洪玛奈对该项目的坚定支持中可见一斑。毕竟，洪森本人就是该协议的发起者之一。
“三角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联系和贸易活动的促进。它将那些孤立、偏远的地区转变为拥有良好基础设施、社区和谐共处的繁荣地带。”今年8月，柬埔寨商务部长占尼莫尔（Cham Nimol）如是说。
自三角区成立以来，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均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柬埔寨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越南从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跃升为该地区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而老挝则被世界银行誉为该区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增长的原因因国而异，但三角区无疑在其间发挥了作用。
通过这一框架，越南已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边境省份投资了113个项目，总价值约为36亿美元（其中老挝65个项目，柬埔寨48个项目）。越南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了援助，例如，之前越南向柬埔寨提供了一笔2600万美元的优惠贷款，用于修建连接邦隆和奥雅达（Banlung to Ou Ya Dav）的70公里公路。越南自身也从三角区中受益匪浅：2018年，越南总理阮春福宣布，参与三角区的五个越南省份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者的233个项目，注册资金总额达到23亿美元。
毋庸置疑，三角区还承担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功能——尤其对越南而言。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相对发达的经济，越南成为了三角区事实上的领导者。柬埔寨抗议者所提出的观点——“该协议不对等地利于越南”，很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独立研究者早就指出，协议带来的多数利益流向了越南。
同时，河内正利用这一协议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若按2018年的规划，三角区最终从目前的13个省份扩展至三国全境，无疑将进一步巩固越南在该地区的地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柬埔寨“退群”的消息传来时，越南会表现出如此明显的震惊与不安。
为什么柬埔寨和老挝对越南至关重要
考虑到三国的地理位置和共享的历史，越南历来将柬埔寨和老挝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这一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优惠贷款以及不断加深的军事合作，北京已经超越河内，成为柬埔寨和老挝的主要投资者和贸易伙伴。这不仅削弱了河内在经济上的地位及其在金边和万象决策圈中的影响力，还引发了越南方面的严重安全担忧，并对其地区议程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南海争端方面。
越南不仅将柬埔寨和老挝视为邻国，更视其为“兄弟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越南的外交政策中占据着优先位置，被定义为“特殊伙伴”。1979年，越军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洪森上台并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老挝则是越南在后冷战时期唯一的军事同盟国，越南安全部队曾在2000年万象骚乱、2003年华潘省叛乱及2007年波乔省动乱等事件中，给予老挝政府支援。
然而，历史背景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河内深刻认识到，与柬埔寨和老挝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两国的任何动荡都可能对越南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反之亦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一点非常直观：由于柬老两国占据了越南陆地边界的大约三分之二，越南自然希望确保邻国政权的“友好”态度，这种需求也与越南对北方邻国的长期焦虑相呼应。
中国与柬埔寨合作修建德崇富南运河，给越南带来了很大压力
越南的担忧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柬埔寨和老挝不仅是越南与东南亚大陆其他国家如泰国和缅甸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越南防范所谓“基础设施杠杆陷阱”的前线。河内担心，一旦中国支持的互联互通项目全面实施，越南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在初级制造业供应链和区域贸易网络中被边缘化了。
对于越南共产党的合法性而言，柬埔寨和老挝的意义尤为重大。在这两个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越南人付出了鲜血与牺牲。2019年发布的《越南国防白皮书》中，越南人民军特别强调了其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支持，并引用了已故领导人胡志明的话：“帮助朋友就是帮助自己”。此外，越南与老挝在坚持社会主义理念上有着共同利益。因此，任何迹象表明柬埔寨和老挝可能脱离越南的影响轨道，都会引发公众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损害越南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
在过去十年里，越南在柬埔寨和老挝经济与政治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多重考验。一方面，中国已经取代越南成为柬埔寨和老挝最大的经济利益相关方。中国几乎占据了柬埔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一半，老挝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这种经济优势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促使这些越南的传统盟友与河内保持一定距离，这在他们不愿意卷入南海争端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2012年，柬埔寨阻止东盟发布联合公报，这是45年来的第一次，原因是不愿意在文件中提及南海争端。同样地，2016年老挝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更为温和。
另一方面，越南在与柬埔寨和老挝的双边关系中也遇到了显著的挑战，这些问题往往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
在柬埔寨，争议焦点包括少数民族公民身份、未解决的边界划分问题，以及位于越南附近的云壤海军基地。此外，洪森个人偶尔表露的反越情绪也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对于老挝，越南主要担心万象的水电开发计划，认为这将对湄公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及越南境内的湄公河三角洲造成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老挝在湄公河支流上建设的60座大型水坝和在主河道上的两座水坝中，有一半得到了中国的直接资助。
新冠肺炎疫情后，越南经济复苏步伐较慢，这限制了其兑现对邻国基础设施承诺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中老铁路项目，而越南承诺的连接万象与越南永安港的铁路项目至今仍未启动。另外，2017年双方达成的建设胡志明市至金边高速公路的协议，至今仅在柬埔寨一侧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越南仍在努力筹措其负责路段所需的7亿美元资金。
越南希望打造“三国联盟”
越南领导人深知经济发展对塑造三国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在经济和金融资源方面远不及中国，但河内巧妙地利用了其地理邻近的优势，以增强与柬埔寨和老挝的经济联系。
首先，虽然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中老铁路）方面具备更多优势，但越南能够在陆路和海上运输方面，与内陆国家老挝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由于万象-永安铁路项目被推迟多年，越南中部地区的多个主要海港，如永安、灶门、朱莱和岘港等，已成为老挝商品出口的关键通道。越南还能利用其广泛的陆路网络，帮助柬埔寨实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实际上，越南目前是柬埔寨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连接柬埔寨某些产业与全球供应链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尽管中国在国家主导的贸易和投资中占据上风，但越南受益于与老挝和柬埔寨之间深厚且复杂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非国家实体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与老挝有10个国际边境口岸，与柬埔寨有11个，而与中国仅有5个，尽管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反映了湄公河下游三国之间频繁的跨境经济活动，以及河内进一步整合这三个经济体的决心。
在几个关键的边境地区，越南已经建立或正在建设经济特区，以加强经济联系，这是前总理阮晋勇于2010年启动的计划的一部分。老挝和柬埔寨分别是越南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和第二大接受国。柬越和老越双边关系不仅有高层的推动，还有基层的积极参与，这种深厚的关系是中国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制的。
在政治层面，越南通过党际、政府间、议会间和民间四个关键渠道，显著增强了与柬埔寨和老挝的双边及三边互动。这些渠道虽然已存在一段时间，但从2010年代初开始，政治活动明显复苏。三国在各个层面保持着定期和密切的交流，这种互动模式是它们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所不具备的。
越南官员在双边和三边会谈中经常强调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性，其背后的隐含之意即是减少三国对中国依赖的程度。在此背景下，越南对柬老越发展三角区（CLV-DTA）寄予厚望。2018年，正是越南提出了将协议从最初的13个省扩展至三国全境的构想，并从经济一体化逐步向安全、外交、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拓展。
显然，越南的战略目标是将柬埔寨-老挝-越南发展三角区（CLV-DTA）逐步升级为柬埔寨-老挝-越南（CLV）三边集团，即使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存在。考虑到现有的合作框架、高层峰会的频率以及相互间的承诺，这个集团可以被视为一种软联盟网络，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越南版本的“印度支那联邦”。
然而，问题在于，对于另外两国，尤其是柬埔寨而言，提到“印度支那联邦”只会唤起黑暗、痛苦和屈辱的历史记忆。戴维·钱德勒在其著作《柬埔寨史》中描述，从1833年开始，越南和暹罗为了争夺柬埔寨的控制权进行了长达14年的战争，这被视为“红色高棉崛起之前的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柬埔寨人被他们的越南征服者活埋，只露出头部，越南人随后在他们头上烹茶——这一场景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柬埔寨人的集体记忆中。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大多数用于“文明化”的资源都被分配给了越南，而柬埔寨则被迫割让了南高棉（Kampuchea Krom）省给东邻。
这段历史的伤痕依旧鲜明。“由于法国的殖民统治，我们失去了南高棉，这并不是因为某个高棉国王将其割让，而是因为我们当时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8月12日，洪森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会进行联合开发，因为政府无权将高棉土地移交给任何其他国家。我们无意通过将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部分地区合并成一个实体来建立一个自治区。”这番话清晰地表明了柬埔寨对于历史创伤的敏感性和对未来合作的态度。
柬越关系正回归到历史常态水平
柬埔寨退出柬老越发展三角区协议，不仅仅是为缓解国内局势的临时措施，更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和战略考量。通过这一举动，柬埔寨能够在与越南的关系中更加坚定地追求独立和更大的自治权，正如在建设德崇扶南运河时所展现的决心一样。
当前，柬埔寨与越南的关系正经历重大转型，可能正回归到历史上的常态水平，因为中国在柬埔寨的地位已经超越了越南。实际上，柬埔寨与越南当前的友好关系，在两国漫长的历史中是较为罕见的。这种关系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而苏联是越南及其金边附庸国的主要支持者。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格局早已沧海桑田：中国现已成为柬埔寨最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量，这为金边提供了与越南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随河内起舞”的负面形象。同时，随着老一辈官员的退休，维持越南与柬埔寨关系的许多个人纽带也在逐渐减弱。
当然，至少在短期内，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关系不会急剧恶化；双方仍然存在足够的共同利益，足以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河内与金边之间的“特殊关系”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柬埔寨的“退群”之举如同一声警钟，预示着河内构建“三边集团”的梦想可能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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