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720”，之所以成为那十年间举世皆闻的重大事件，主要是因为它牵扯到毛主席、周总理、谢富治等人的人身安全。“720”后不久，陈再道就离开武汉，来到北京开会。当时他其实已经是靠边站的状态了。
进京开会前，陈再道做好“武开”的准备。后来他才知道，叫他进京的电报，是周总理亲自起草，并经过多次修改的。这封电报还送过毛主席办公室两次。为保障陈再道在京的人身安全，周总理还特地找到杨德中、傅崇碧谈话做工作。
可惜，这一切都没有用，江青等人无视，或者说是不在乎周总理团结老干部、稳定局势的良苦用心，他们就想趁此机会打响名号，攥取到更多权力。
登上去北京的飞机前，陈再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被一扫而空，有的还被动员得做出“反戈一击”。还在武汉，陈再道这个武汉军区司令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一个年轻的保卫干事，临行前给陈再道打了盆水洗脚，边洗边眼泪汪汪地说自己被要求离开了，希望首长好好照顾自己。
陈再道鼻子一酸，强忍住要落泪的情绪，安慰道：“你快走吧，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陈再道到北京后，住进京西宾馆第9层。周总理事先打好招呼，做了很多工作：如再三指示宾馆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还有就是增派警卫部队。
结果陈再道刚到，消息就被江青一伙泄露出去，数百人涌进宾馆要抓人。好在傅崇碧机智，见情况不对，马上让人把陈再道送进电梯，然后把电梯停在不上不下的两层中间。周总理闻讯，让傅崇碧把那些人都弄走，傅无奈道：“他们不听我的啊。”
最后周总理请动了作为“系铃人”谢富治，那些人才撤走。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再度发生，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戚本禹等人，要他们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不许再这样干了。结果该来还是来，吴法宪还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交出陈再道，接受群众批斗。
组织上的正式会议还没开始，陈再道就被闹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其实中央对陈再道还是看好的，周总理竭尽全力保护他，毛主席在有关报告上称呼他“同志”——正因为有毛主席的这句批语，江青等人才没做的太过分。
陈再道出身于红四方面军，同毛主席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毛主席对工农出身的将领十分宽厚。跟蒙哥马利会面时，毛主席指着陈再道介绍，说他是武汉军区司令，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打仗很勇敢，也很厉害。
毛主席的话里，有着谁都能听出的赞赏。蒙哥马利听后，也是对陈再道投去惊奇的目光。
毛主席的“同志”称呼，周总理的各种保护，似乎一点意义和用处没有。召开碰头会，陈再道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只准站着，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开始狂轰滥炸——与会的周总理打断三次不改。
吴法宪说到兴起，还对陈再道动起粗。吴法宪晚年回忆，说自己是出于义愤动的手。他讲周总理专机因原定机场出现混乱，改降武汉另一个机场，如果出事怎么办？自己难辞其咎。
吴法宪晚年才想通，当年情况那么混乱，群众不断冲进机场，跟陈再道有什么关系？他控制得了吗？
当时陈毅、谭震林等人对吴法宪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当即愤然离开会场。会议中途休息期间，不知道谁煽动、驱使了那些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冲向陈再道进行武斗，这个推一下，那个来一脚。
在另一边休息室的周总理，闻讯脸色铁青，愤怒地说：“荒唐，真是荒唐。”然后就快步赶去阻止。周总理到时，那群服务员早就作鸟兽散了。
事后，这群服务员一个都没被追究处罚，一来这很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二来陈再道大度——他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怪不得他们。
吴法宪打人，被周总理严厉批评，次日还当众检讨，但于陈再道的处境无任何积极改变。吴法宪会后还得到江青的大力表扬：“吴法宪有造反精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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