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13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0月7日刊登题为《美国外交政策过于动荡，无法领导世界》的文章，作者是贾南·加内什。文章摘编如下：

关于新英格兰的天气，有句老话叫“如果你不喜欢它，那就稍等片刻”，这也适用于当今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其他国家正在利用这种变化无常。

想法变化造成损害

拜登没有阻止下述可能性：内塔尼亚胡正在拖延中东停火，以等待特朗普的回归。在特朗普任内，这位以色列总理或许更能放开手脚。即使并不多疑的人也很容易怀疑普京已经为等待特朗普连任而坚持了两年或更长时间。

尽情谴责这些外国领导人的犬儒主义思想吧。他们的行为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在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存在差异。拜登政府最近的无能源于美国国内的分裂，而不是他的高龄或那些实力弱得多的国家的领导人的狡诈。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的。因此，它也可能会困扰拜登的继任者。

除了美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比例下降外，拖累美国实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它不断变化的想法。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会对美国造成双重损害。第一，它促使无良领导人等待现任总统下台，一位更顺从的总统上任。第二，与美国的超级大国竞争对手中国相比，第三国很难针对美国制订计划。

如果内塔尼亚胡是第一个问题的例子，那么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下降(对当地精英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可能是第二个问题的证据。美国一直关注这一关键地区，后来又与它脱离了接触；它一度热衷于跨太平洋贸易，后来又对国内市场准入变得吝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一个国家如果民主化了，是否会在华盛顿更受欢迎——东盟政权经常在民主和专制的交界点徘徊，各届政府的态度会有所不同。

这还不是美国人不可靠的最极端例子。想想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克林顿于1998年签署《京都议定书》。2001年，小布什退出该协议。奥巴马于2015年签署范围更广的《巴黎协定》。特朗普2017年退出该协定。拜登在2021年就任总统后的首批行动之一是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如果特朗普再次退出(今夏有报道称他可能会这样做)，将意味着美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一个具有世界重要性的问题五次逆转政策。

两党内部分歧加剧

政策的突然转变并非不可避免。美国过去每隔几年就换一届政府，同时又保持着惊人的思想统一。1945年至2016年间的所有总统都支持北约、欧洲一体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全球驻军网络。即使越南战争也是两党共同的失败。

问题在于美国内部党派情绪的上升。即使是在贸易问题上，两党之间的分歧也很明显：民主党人想要“小院高墙”，而特朗普则大谈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一个中等规模的非西方国家如何制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又不是没有其他超级大国的轨道可以加入。

如果美国外交官都是职业公务员，那么各届政府之间的分歧可能至少会有所缓和。事实上，人员任命往往带有“政治性”。它们可能会加强而不是消除党派间的非连续性。

美国政策的可塑性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经常在正式场合听到有人说，这场战争的最终答案是冻结战线，然后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或类似组织，以确保未被占领的乌克兰的安全。这非常理性，并且具有20世纪的风格。但安全保障取决于未来的美国总统兑现承诺的意愿。特朗普或特朗普支持者会这么做吗？不要排除这种可能性，他的外交记录比“孤立主义者”标签所允许的要复杂得多。比如孤立主义者不会向叙利亚发射导弹。就连共和党人也可能意识到，违背这样的承诺将终结美国在全球的信誉。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承认了我们的怀疑。美国在其鼎盛时期拥有的优势不仅仅是压倒性实力。它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如果没有这两者，它对事件的掌控就不可能一样。

21世纪美国的奇迹在于，它的政治分歧带来的经济成本非常低。尽管美国在上届选举中甚至未能实现和平权力交接，但它领先于欧洲。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因素来激励这个国家解决国内分歧。但就这些分歧的地缘政治成本、对美国对外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它对领导地位的谋求而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与欧洲的情况不同，如果想跟美国通话要打给谁这个问题始终显而易见。然而，每次具体是谁来接电话至关重要。（编译/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