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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国家的税制并不够累进,可能对贫困人口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通过改善税制的质量,可以实现更好的包容性增长结果。

世界银行(2022)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并未支持贫困家庭。在这些国家,消费收入(在支付直接税和间接税后以及收到现金转移和补贴后的收入)通常低于市场收入(在支付任何税款或收到转移或补贴之前的收入)而在高收入国家,最贫困的家庭的消费收入比市场收入高出60%。富裕国家能够以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征收更多的收入,并通过使用多种财政工具来支持贫困家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直接收入税,这对富裕家庭施加了更大的负担,并通过精准的转移支付来支持贫困家庭。

实际上,詹森(2022)表明,现代税制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国家的发展,收入税值在收入分配中向下移动。相比之下,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主要使用间接消费税(如增值税和商品与服务税)这对所有人都施加了负担,并且往往未能充分支持贫困人口。确实,税收能力较高的国家(以更高的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代理)往往拥有更高比例的直接税。对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区域研究表明,通过增加直接税的累进税制能够带来更好的平等结果(马尔托拉诺,2018;Tsounta和Osueke,2014;Cornia等,2011),同时指出,由于税收能力较低,促进公平的有效性受到限制(马尔托拉诺,2018)。

穷人越来越穷

在《 2022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第5章中分析了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不同收入分配、地区和收入水平的家庭。我们发现,虽然高收入国家确保其财政政策对贫困家庭产生积极影响,但在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贫困家庭在纳税并获得转移和补贴时的收入较低。换句话说,这些家庭口袋里的钱比他们从工作和投资中赚到的钱(我们称之为市场收入)还要少。

结论是惊人的,在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财政政策使贫困家庭变得更穷!(我们的研究结果建立在由公平承诺研究所、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的94项研究的独特数据集上)。

在高收入国家,最贫困家庭的可消费收入(扣除税收、转移和补贴后,他们可以消费和储蓄的收入)比市场收入高出60%(图1)。但在低收入国家,可消费收入低于市场收入,而在中低收入国家,可消费收入仅略高于市场收入。这意味着,从现金角度来看,世界上最需要支持的最贫困家庭是政府财政的净贡献者,而不是净受益者。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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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那么,富裕国家如何才能收取更多的税收(占GDP的比重)而不让贫困家庭的境况变得更糟呢?

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使用的财政手段组合。较富裕的国家更倾向于直接所得税,这给较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并通过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来支持较贫困的家庭。相反,大多数非经合组织国家主要通过对消费征收间接税来征税——例如增值税 (VAT) 和商品及服务税 (GST)——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负担,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公共转移支付不足以补偿最贫困的人。

补贴与直接转移

此外,在许多非经合组织国家,尽管补贴的针对性不强,但补贴占用的财政空间远大于直接转移。在收入类别中,各国平均将 GDP 的2.5% 至3% 用于能源和农业补贴。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在养老金前的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仅为1% 和4%。平均而言,补贴总支出中只有约20% 流向了底层40% 的家庭,而现金转移支出则约为60%(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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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同样,许多国家广泛使用增值税豁免或降低食品和其他主食的税率来减轻贫困家庭的税收负担。虽然这些物品往往占其消费篮的更大份额,但富裕家庭也会消费这些物品,而且消费量更大。因此,这些税收支出中的大部分流向了富裕家庭。

在所有收入水平上,实施有利于穷人的财政政策都是可能的。这需要对税收管理能力进行投资,并将间接税收豁免转向直接转移。通过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降低纳税起征点、提高高额税率,可以间接、渐进地增加税收收入。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就业的正规化(以及征收雇主代扣的工人所得税的能力)和税务机关监督和执行合规的能力将需要数年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举措应该立即开始,并在短期内辅以其他战略。在这些情况下,要在不降低贫困家庭收入的情况下增加收入,需要通过间接税收增加税收,并将补贴支出和税收支出重新分配给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

一些财政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好

在每个收入水平上,国家仍然可以产生大量收入,同时尽量减少对最贫困家庭的影响(图3)。乌拉圭和玻利维亚是中上收入和中下收入国家的典型,间接税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各个收入分配的家庭支付的税款占其市场收入的10% 到20%。但最贫困的10% 的家庭(图表中的“十分位数1”)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因为他们获得了慷慨的收入支持,而第二贫困的10% 的家庭(十分位数2)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来抵消间接税负担。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埃塞俄比亚表明,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是确保间接税至少不会进一步使最贫困的人贫困的重要工具。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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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表明,非累进税制与慷慨且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相结合,在财政和公平方面都十分有效。数据、技术和行政能力的改善可以使财政政策的目标更加准确,并有助于解决改革的政治困难。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可以可靠地弥补取消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如燃料、电力、食品补贴),而收入税和财产税可以扩大并集中在真正富有的人身上。这些工具带来了希望,即当今的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实现当今富裕经济体花了几十年才实现的不平等和减贫程度。

本文部分引用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原文发布于2023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