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对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说：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这样的同志。
之后，毛主席又向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批示过：《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他批评周扬：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毛主席之所以对瞿秋白的事情如此关注，原因就是在这一年，一个香港作家写了一本《瞿秋白传》，其中的附录部分完整收录了瞿秋白的临终遗稿《多余的话》。毛主席对这篇文章评价很低，“看不下去”，认为“无非是向敌人告饶”。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2年，他在苏联经张太雷介绍入党，回国后主要从事宣传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的重要贡献包括：
他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
他较早提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应掌握领导权；
他较早提出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他较早指出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1927年4月，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当选政治局常委，并在大会上散发《中国革命中之论争问题》，旗帜鲜明地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方针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会后，他负责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不够等原因，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很快就被改正。
1928年6月，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大。
1930年8月，他和周恩来一起回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会后，他再次主持中央工作。
可以说，在1927年到1930年期间，瞿秋白的工作和党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他的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然而，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却受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和王明的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了领导职务。
1934年2月，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徐特立为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主持苏区的教育事业，建立了从中央到各、县、乡区的扫除文盲机构，完善了党的干部教育系统和普通学校教育系统。
此后，中央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为身患重病，被留在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后来，瞿秋白在去看病的路上被捕，于1935年9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时年36岁。
1945年，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他最后“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瞿秋白之所以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引起不休的争论，主要就是因为他在临终前写下的那篇《多余的话》。关于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定论，在6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敌人的伪造的，用来污蔑瞿秋白。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就不高 ，持一种否定的态度。随着后来这篇文章被证明确实出自瞿秋白之手，对瞿秋白的评价也就立刻发生了分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多余的话》对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种：1，它是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自我解剖，文中虽然有一些消极的字句，但光辉是主要的，瞿秋白自我评价、自我解剖的态度是值得人们敬仰的；2，认为它的主要倾向是错误的，反映了作者情绪的苦闷、革命意志的衰退，思想的动摇，但其性质仍是思想上的错误；3，认为该文是瞿秋白和敌人斗争的策略，瞿秋白通过有原则的妥协，以获取敌人的释放，做法可以理解，却不够现实。
毋庸讳言，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进行了一些消极的批判。他写道：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半吊子文人”，“平凡的文人”，“一个最懦弱的婆婆妈妈的书生”，自己始终未能摆脱“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搞政治“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格”。
这些自污自贬的话，表现了瞿秋白内心的苦闷，表现了他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在敌人面前，这种态度确实是不应当的。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瞿秋白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摇尾乞怜，苟且求生，而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文章中，他反复说，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期”，“绝灭的前夜”，所以他要“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已经做好了舍身赴义。
尽管瞿秋白自污自贬，但通观这篇文章，他没有诋毁过马列主义，没有被判自己的信仰，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吹捧国民党和蒋介石。相反，他在文中多次表达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和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的良好希望和祝愿。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是以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倒下的。
瞿秋白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和他本人的文人书生气质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瞿秋白除了是一个革命家，还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他和鲁迅先生有着非常良好的私交，在他被捕后曾给鲁迅写信让他营救自己。
“文人”和“书生”，也是瞿秋白对自己的最后评价。他出身绅士家庭，文人气质十足，一直向往文学，但历史的洪流却把他推到了政治的舞台上，让他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可惜的，终其一生，瞿秋白都未能很好地把这个身份和“革命家”的身份结合起来。
当然，瞿秋白当时的苦闷心情，和他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受到米夫、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压有着很大的关系。书生文人性格的瞿秋白，并不能像毛主席等人那样，从那种被“无情打击”的状态中挺过来，这种能力是他不具备的。加上瞿秋白当时受到肺病折磨，身心交错，悲观消极的情绪由此而来。
还需要指出的是，瞿秋白的这篇文章基调消沉，情绪伤感，甚至流露出一些“厌世情绪”，并不值得大加赞扬。比如他写道：“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
这种情绪和基调确实在后来被敌人利用，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比如当时国民党的报刊曾多次刊登此文，并加上各种按语引言，对革命事业进行诋毁。比如1935年《社会新闻》所加的按语：
将《多余的话》公诸于读者，以使读者明白“匪”内部裂痕之深，矛盾之甚，无幸逃扑灭之理矣！……瞿秋白是共产党中的人才，在红圈子里混了十几年，如雾里看花，迷焉罔觉，到被捕之后，始在狱中宣泄他半生的苦恼，认为是“历史的误会”，有今是昨非的忏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悔前恐后，惜乃晚矣！不知一般执迷不悟的共产青年，做何感想！
从这些话中我们能够看出，瞿秋白的这篇文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民党用来诋毁革命的工具。
相比之下，方志敏在临终前写下的《可爱的中国》，就显得气势磅礴、大义凛然，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好教材。相比之下，《多余的话》难免黯然失色。
综上所述，瞿秋白的这篇文章虽然并非投敌之作，但其基调是苦闷的，情绪是消极的，后果和影响是负面的。而毛主席作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具有大无畏乐观主义精神的革命家，他对此文表示“看不下去”，认为此文不值得宣传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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