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翻过了1963年那个出生人口高峰的年份，按照南开大学的测算，一九六二到一九七五年是生育高峰，每年的出生人口都超过两千万，也就是说，未来十到十五年六零后，群体持续进入退休生活，每年都有两千万以上的退休大军，这种冲击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的，想想都有点刺激。
如今，60年后的2023年，我们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预计将有高达两千八百万的人口步入退休，而同年的出生人口却降到仅七百万。这两组数据，一高一低，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即将面临的退休潮挑战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迁。
首先，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将发生剧烈变动。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一千一百五十八万，他们即将进入一个与父母一代完全不同的职场环境。其中，一些年轻人甚至会面临收入被父母退休金超过的尴尬局面，简单说被“倒挂”了。这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新老劳动力价值的重新评估。
其次，全职儿女成为家庭中的新典型，代表着家庭结构和价值观的变革。年轻人选择脱产在家照顾父母，或者依靠父母的支持备战考研，这些都代表了在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面前，个体如何做出选择。这也挑战了传统的“啃老”观念，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同时也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任。现在有些年轻人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出去赚的还没父母多，那我在家啃老，还能照顾父母。。。”。
更为深远的问题是，养老金的缺口如何填补？按照数据，从1962年到1975年，每年的出生人口都超过两千万，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十到十五年里，每年都将有两千万以上的人口进入退休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社保基金的压力将越来越大。预计到2035年，养老保险基金可能会出现累计结余耗尽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延迟退休成为了一种可能的策略，但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对于老年劳动力的接受度，以及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问题。同时，依靠个人养老金来补充社保缺口已经被正式提上日程，这或许为未来的养老保障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最后，退休潮不仅仅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是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度考验。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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