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武汉“7·20”事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人，认为自身的权威遭到蔑视和打击；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等大军区司令则认为，这是一场针对他们的“行动预演”。
一边是“新秀”，一边是“老将”，矛盾不断，一场更大的全面冲突一触即发。“7·20”的相关消息传出后，“再道”之名响彻全国，陈再道成为“一小撮”的代名词，各地纷纷掀起“揪再道”的浪潮，什么“李再道”、“许再道”、“韩再道”、“杨再道”等等。
在江青等人的大肆宣传和奋力鼓噪下，局势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当时各大军区、省军区，向中央发来雪花似的告急文电，询问这样的“揪人”该怎么办。当时不是简单的抓人了，而是出现武力抢夺枪支弹药的情况。问他们抢这些危险的武器干嘛，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为了革命。
这样的“天下大乱”，不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他看到江青等人在报刊媒体上喊的口号、鼓吹的言论后，勃然大怒：“还我长城！”
“7·20”前夕，毛主席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保陈再道去。”可是等他真的到武汉后，发现这激烈的形势，不是他出现露个面、说句话就能平静下来的。当时毛主席在武汉，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见面谈过后，就指示谢富治、王力设一个专门的群众接待站，给武汉的群众组织做做思想工作。
王力和谢富治都信心满满，可惜押错了宝，还激怒了另一个群众组织。事态不断扩大，引起这场风暴的王力跟谢富治，却是无动于衷，拒不接见另一派进行解释，似乎有意扩大，觉得“浪越大越好”。
很快，王力被强行抓走，毛主席听说此事后，立即指示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跟钟汉华打商量，一个负责找王力，一个负责毛主席的安全。
已经离开武汉、回到北京的周总理，得知武汉发生的事后，大感事态严重、有些不可收拾了，便立即再次乘飞机去武汉调解，稳定局势。万万没想到，他到武汉时，原定机场因遭到冲击、人满为患，只得换个机场降落。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在这件事上，江青、王力等人的想法是，闹得越乱越好，这样他们才能立威，才能名正言顺地把手插进军队。后续陈再道来到北京，毛主席明确是“保他，不怪他的”，奈何江青一伙实在要借此机会谋取个人的私利。
1970年年底，毛主席在会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专门谈到这件事：“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样全国性的、别样的“兵荒马乱”，让毛主席感到忧心忡忡。
1966年6月中旬，毛主席悄悄来到湖南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去一份长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7·20”那种“大乱”，不是他想要的。
因此，毛主席给这场运动定下了一条铁律，那就是“不能搞乱军队”。军队从此摇身一变成“裁判”，不再下场，同样也不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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