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一天，顾顺章独女顾利群在家招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正是1931年中央特科红队的老队员洪扬生，“爱棠村事件”的亲历者。
刚一见面，洪扬生就老泪纵横，他对顾利群说：当年就是我亲手处决了顾顺章的妻子，也就是你的母亲张杏华，之后又把你送到了乡下。
出于组织纪律，洪扬生不愿多说具体的细节，但他的心情显然是非常复杂的。
原国民党驻武汉特务机构负责人蔡孟坚曾说：在近现代的历史上，抓获顾顺章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之一。当时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将被彻底击溃。
当时顾顺章一再嘱咐蔡孟坚，不要把自己被捕的消息电告南京，蔡孟坚没有听从，而是用正常方式和南京反复沟通，并在电报开头著明顾顺章自首。这6封绝命电报被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钱壮飞截获，一场可能是灭顶之灾的大祸由此得以避免。
顾顺章被捕后，立刻就给蔡孟坚递上了第一个“投名状”，他在监狱中指认了被捕入狱，但身份并未暴露的恽代英，导致恽代英牺牲。不久，他又带领国民党特务抓获了向忠发、蔡和森等人。
由于钱壮飞的及时通报，我党在上海的一些秘密联络点及时撤离，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但组织生活已经无法继续，可谓元气大伤。
在这之后，顾顺章受“中统”徐恩曾指派，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并为之编写了《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教材，他在业务上的熟练让中统的老油条们都自叹不如。
不久后，顾顺章娶了一个19岁的南京高中生，也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张永琴。婚礼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中统负责人徐恩曾亲自到现场祝贺，就连蒋介石都派人送来1000块的礼金。
据顾顺章的这位妻子张永琴回忆：顾顺章曾对她说过，1931年前后，共产党中央在上海有两个机关，一个在顾顺章家，另一个在顾顺章的哥嫂家。
顾顺章的这句话，是解开“爱棠村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顾顺章的家人知道大量内幕，认识大量我党重要领导人，他们随时都会反水，给革命事业带来最后致命的一击。在这样危急的历史时刻，任何仁慈都会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为了革命的需要，红队不得已展开了“反屠杀”行动。
洪扬生就是这次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亲手处决了顾顺章的妻子，也就是顾利群的生母。
行动结束后，按照周总理的命令，顾顺章3岁的女儿顾利群、2岁的侄子顾益群被安排送进了乡下的一家保育院（洪扬生负责这个任务），顾顺章夫人张杏华的弟弟张长庚也因为年幼，被放回家。
周总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仁慈之举会在不久后引起风波。被放回家的张长庚回到上海后，天天在马路上转，终于有一天，他看到参与执行行动的红队队员王世德，跟在他身后的上海巡捕立刻上前将王世德抓捕。
王世德随即叛变，带着上海巡捕来到了行动地点——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和33号。此事于是被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刊载，轰动一时。
因为顾顺章保护严密，红队未能对他构成直接威胁，但叛徒的命运往往是凄惨的。1934年，徐恩曾下令将顾顺章处决，这个党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就这样死在了他所投靠的阵营手中。
关于顾顺章的死，徐恩曾晚年在他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是因为“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的，说他曾策划针对国民党的暗杀计划，并计划在成功后逃往江西。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顾顺章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真实的原因是顾顺章被戴笠调到军统后，想利用戴笠抗衡徐恩曾，一次顾顺章给戴笠寄信，这件事被顾顺章的保镖告诉了徐恩曾，这使徐恩曾大为不满。徐恩曾还怀疑顾顺章杀了他手下的一个重要特工。介入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是顾顺章被处决的真正原因。
当时顾顺章的名气很大，各种传说很多，有人说他会易容、催眠和遁地术。为此，处决顾顺章的时候，特务专门用铁链穿了他的琵琶骨，使他无法施展“妖术”。
顾顺章死后，他的第二任妻子张永琴别关押了22个月，于1936年秋天获释。之后抗战爆发，她找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和侄子顾益群，将他们抚养长大。此后，顾利群一直隐姓埋名，改去顾姓随张永琴姓，对外以孤儿自称。
1983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上海约见了张永琴和顾利群。李强部长当年是特科第四科科长，主要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算是顾顺章的部下。
李强对他们说：“我今天请你们来，不是以工作的身份、组织的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来的，看一看顾顺章留下的唯一的女儿和妻子。”他称顾利群为“利群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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