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周总理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时写下了一首七绝：“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76年1月8日，时隔59年，昔日写下雄心壮志的总理与世长辞，留下三个遗愿：
1、不搞遗体告别，不搞特殊对待；
2、不开追悼会，后事一切从简；
3、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中国大地上。
总理一生为国家操劳，留下的遗愿也是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但全国人民不可能忘记他的功绩。中央慎重讨论过后，邓公表示一个不愿答应，毛主席最终含泪答应了一个。
邓公不愿答应是因为与周总理的革命友谊太过深厚，二人于法国相识。1920年1月份，周总理因为领导天津学生进行爱国运动被逮捕，他在狱中向同伴宣讲了6个月的马克思主义后出狱。同年11月，总理赴法国勤工俭学。
而就在这一个月以前，年仅16岁的邓公穿着西装，脚踩皮鞋，乘坐邮轮来到了法国马赛。当时的留法学费极其高昂，5个月以后，邓公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被迫失学，开始了他在法国漫长的打工之旅。
来法国之前邓公迫切地想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但生活的磨难与现实的残酷在慢慢磨灭他的理想。他在苦苦思索如何改变才能实现抱负之际，遇到了周总理。
相较于邓公，周总理到了法国之后就顺利了许多。他很快进入状态，与同伴从事社会活动，他们于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总理在其中负责做宣传工作。就在此时邓公加入到这个组织，二人就此相识。
在中共旅欧支部期间，周总理与同伴共同出版了一本机关刊物名叫《赤光》，周总理为总负责人，邓公负责刻蜡板和油印。邓公对工作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手刻的蜡板，字迹清晰明了，排版齐整有序。
随着合作时间日久，因为都是才华横溢志同道合之人，周总理对伙伴中这个年龄最小的青年愈发欣赏。因为日常工作十分投入，以至于邓公手上脸上偶尔会沾染油墨，总理就笑称他是“油印博士”。
虽然这些远在法国的青年利用报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其实堪忧。因为这一批中国留学生们大都家境贫寒，出国全靠勤工俭学。
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法国本地居民生活水平都不算太好，更不要说这群远在异乡的穷学生了。
但中国人的勤劳是无人能质疑的，所有青年在一起集思广益，最后在周总理的提议下，在巴黎开了一家中国特色的豆腐坊，起名“中华豆腐店”，主要交由邓公负责，其他留学生们学业闲暇之余轮流来帮忙。
一家小小的豆腐店经营得十分红火，不少留学生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后来还有朋友开玩笑到：“如果当年周总理和邓公扎根巴黎，光靠这家豆腐店都能成为华人首富！”
远在他乡异国，在巴黎这半年，邓公和年长他6岁的周总理十分亲近，无数个日子两人彻夜畅谈理想。也就是从这时起，两人结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
几十年后的一天，邓公的女儿询问，“爸爸，你在法留学期间，和谁的关系最好？”邓公毫不犹豫地回答，
“周总理，我把他视为兄长，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经历了4年的留学后周总理归国，邓公则选择前往苏联继续学习深造。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突然破裂，党内人才紧缺，邓公得知后飞速返回祖国，再次与总理同舟共济。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邓公调入政务院担任副总理，与周总理并肩作战。
周总理是心思细腻的人，他做事非常细致周全。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周总理因为没日没夜的工作日益憔悴。1972年7月，周总理就被诊断出了膀胱癌。他怕自己以后无法为国家效力，急于培养一位接班人，将工作交接出去，而邓公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在得到毛主席同意批示后，第二天周总理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1973年以后，周总理仍拖着病体坚持工作，甚至出现了尿血的情况都不愿意接受手术，因为他还有一件心头大事没有解决，这件事就是恢复的邓公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虽然之前大会上已经经过了讨论，但未成定局，周总理始终放心不下。
一直到中央下发《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文件后，周总理才告知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治疗。这也是总理在发现癌症恶化后，首次进行专项检查。
周总理最后一次抱病远行是在1974年12月，这次飞往长沙面见毛主席是为了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人事安排这样一件大事。
就在出发前夕，总理再次出现了便血的症状，医院方面建议暂停所有工作安心疗养。总理自己也深知这种情况下舟车劳顿一定会使病情加重，但在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时刻，他的态度异常坚决：
“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这个使命。”
12月23日中午，总理拖着病躯离开医院，搭飞机赶往长沙。从23日往后4天，经过周总理与毛主席前后4次深谈以后，主席最终采纳了总理的意见。
这次会谈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长沙决策”。在这之后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公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次任命对以后中国的发展局势有着历史性的意义，而周总理期待已久的心愿也就此了结。
1975年9月，一次手术后医院告知中央，“总理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已无望痊愈。”
邓公得知诊断结果以后心情十分沉重，数次叮嘱医疗小组在最后时刻尽量减少总理的痛苦，尽最大可能延长总理的生命。
在最后一次手术中，躺在手术台上的总理还在小声呼唤邓公的名字，邓公赶到床前俯身倾听，总理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然而这次手术之后，周总理剩下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都只能卧病在床。1976年1月3日，周恩来突然陷入昏迷，偶尔的清醒他总会问及邓公的情况。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病逝，享年78岁。周总理的离世全国上下无人不为之哀痛，邓公赶到医院时，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强忍悲痛，对邓公交代了周总理临终前多次嘱咐的三个遗愿：
1.后事不搞特殊对待。
2.不开追悼会。
3.不留骨灰。
听完这3个请求，在场众领导无不动容，大家都知道总理这么做的原因。领导们纷纷出言反对，李先念含着泪说，
“不行，即使应该这样做，也不能从总理这开头，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的。”
邓公听闻十分支持李先念的意见，他不愿自己敬爱的兄长，受全国爱戴的总理走得这么平淡无声，这三个遗愿他认为一个也不能答应。
病房里一片反对的声音，但邓颖超还在坚持，她深知这是丈夫最后的最真切的愿望。但这3个请示没人忍心批，最后交到了毛主席那里。
当时主席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得知总理离世的消息，一时间竟无法开口。但事关重大耽误不得，他只能以读报的方式告诉主席这个消息：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主席听闻久久不语，他点点头，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对于总理的身体状况早有准备，但这一天真的来临，还是令人难以接受。
随后主席了解到总理的三个遗愿，郑重批示：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正常举行，不保留骨灰，按遗愿将骨灰洒在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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