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国英
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在沈阳铁路第四小学当老师，学校不上课，老师每天写大字报，开批斗会。这时，历正琴老师弄来了几张到北京串联的票，我也跟着去了。我们先到育才中学院里站好队，等了好几个小时，来了几辆大卡车，把我们拉到滑翔机场上火车。
火车上人多得沒法说，行李架上坐的都是人。人挤人，像下饺子似的，我们一直站到北京，那时车速慢，沈阳到北京得十七，八个小时。
到了北京，汽车把我们拉到铁道部家属宿舍，吃住免费。在北京呆了十多天，一起去的老师惦记家，都陆续回去了。杨淑清老师和刘淑芬老师还是到天津坐军舰到大连回去的。我，张秀琴，王玉学是独身，我们三个铁了心，不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不回沈阳。
没事干，我们三人起早贪黑到各大院校去抄大字报。清华，北大···所有的院校几乎都去了，有时我们还和别人辩论，这样过了二十多天，开始紧张了，解放军进驻，给我们编了连，排，班，天天排队，走路，军训，要见毛主席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早上四点钟起床，每人发了一瓶汽水，四个馒头，两根香肠。大家都用绳子把鞋系得牢牢的，生怕踩丢了。五点钟开始出发，走走停停，到处是队伍，胳膊根本甩不开，一周的军训全没用上。接近中午，队伍到了北京西郊机场停了下来，毛主席就要在这里接见我们，人多的黑压压一片，全都坐在地上，整整齐齐，我们唱着歌，满心欢喜地期待着。
十一月份的北京天气很冷，这一天还是阴天，但没下雨，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象火一样灼热。我们坐东朝西，目不转睛的望着。下午三点钟，有人喊：毛主席來了！只见很多敞篷车。第一个敞篷车上有个高个子，还有一个矮个子，都挥着手。啊！那个高个子就是毛主席，矮个子是林彪。人们哗的一声全蹦起来了，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场面沸腾了，刹那间黄土飞扬，别说看毛主席，连对面的人都看不清了。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泪水在脸上横流，嘴里不停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天晚上我们回到住处，已是十点钟了，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说着笑着，一夜未合眼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见到毛主席，一生的夙愿如愿以偿了。
串联结束后，开始复课闹革命，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的火药味。学校进驻了工宣队，来我校的工宣队是工务段的，带队的师傅姓程，我们尊称他“程主任”。
六八年四月的一天下午，工宣队把全体教师集合到一楼东侧北面教室，程主任开门见山地说：女厕所发现了反标。我小声问同桌的老师：“什么反标？”，“打倒……”，我吐了一下舌头，程主任说：“大家想一想，提供一下线索。”然后工宣队都出去了，就剩下老师们讥讥喳喳。这时坐在我前排的张瑞华老师说：“别看学生小，警惕性可高了，看见有个老师进去很长时间才出来，然后就发现了反标。”我用手碰了张老师，轻声说：“哪个老师？”她撇了撇嘴，没理我。
一会儿，工宣队进来说：“开会。”张瑞华老师马上举手发言说：“我班学生看见高国英老师进那个厕所很长时间，出来后学生就发现了反标”，怪不得刚才不理我，敢情是说我呀！我马上站起来说：“各位工人师付，各位老师，我出身贫农，又是一名共青团员，我是一个苦孩子，能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我感激还感激不过来，怎么能写反标呢？我发誓绝对不是我写的。程主任说：“等一会吧，现在保卫股正在做笔迹签定。”过了十多分钟，保卫股老左同志进来说：“可以散会了”。之后我才知道，写反标的就是张瑞华老师班上那个发现反标的学生。沒多久，张瑞华老师离开了我校。
我差一点当上反革命。想想都后怕，要不是保卫股同志的高超技术，或是工宣队师傅只听一面之词，那我不就成了比窦娥还冤的窦娥。
哪一个时代都不缺正义之人，我无愧于那一个时代。
【作者简介】高国英，1946年出生，曾任沈阳铁路第四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辽宁省劳动模范，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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