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林彪和毛泽东就要不要设“国家主席”发生激烈斗争。
作为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陈伯达完全倒向了林彪一边。
庐山会议于9月6日结束，中央宣布：
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陈伯达在 “文化大革命” 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权力欲望冲昏头脑，妄图通过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成为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例如，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积极配合林彪集团进行阴谋活动，为其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这次会议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企图以设国家主席为名，改变党的领导地位，陈伯达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提出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为反革命集团的行动提供所谓的 “理论依据”，误导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所以，被审查也是迟早的事！
1971年1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按照他的期望，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应该在会上批判陈伯达，并各自作检讨。
然而，这些人在林彪的支持下，既不批陈伯达，也没有作检讨，相反，在会议简报中，还评价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跟得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座谈会的进展，他看到这些人没有反省，便指示他们同时也参加华北会议，以便接受教育。
华北会议于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揭发、批判陈伯达。随后，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是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在开展整风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
4月，他指示中央派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用他的话说，这叫“掺沙子”。
不久，他又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毛泽东还当众斥责黄永胜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参不谋，
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是抓住不放的。
当然，毛泽东也清楚，他们的背后，是林彪。而黄永胜等人因为林彪的撑腰，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抵抗。
这迫使毛泽东采取了最厉害，也最令林彪担心的一招：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4月15日至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会议用了两天时间集中批判陈伯达，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要林彪出来讲讲话，作点儿自我批评，事情就算完结。
然而，性格倔强、从不认输的林彪却和他较上了劲：
“我不讲话，什么话也不讲。”
整个会议期间，林彪、叶群和黄永胜等人十分紧张，林立果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和“小舰队”成员频频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4月23日晚，林立果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会，决定提前实行武装政变。
“九一三”事件后，从周宇驰外逃劫持的直升机上缴获了这次会议的记录，后面一部分是：
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保密。
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给“上海小组”讲话，也透露出同样的意图。根据“小舰队”成员李伟信后来的揭发，在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叶群曾有念头当时就搞武装政变，黄永胜也同意。
但后来看到形势有所缓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林立果也认为，当时还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还不到与毛泽东彻底摊牌、“刺刀见红”的时候。
但是，和毛泽东终究要分道扬镳，而且要采取搞“571”（武装起义的谐音）的方式，却是林立果的既定方针。
林立果咽不下这口郁闷之气，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后面就迎来了毛主席的南巡，林彪的阴谋也随之破灭！
以上内容来源于：
张树德《红墙大事》 顾保孜《红墙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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