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党和红军会不会从此消亡？
翻看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我们会发现，当时中央其实已经酝酿了一个绝密的应急方案，而这个方案足以保证红军再坚持若干年的时间。
1936年2月上旬，毛主席写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诗篇《沁园春·雪》。当时是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前夕，毛主席的心情豪迈而自信，表现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
在东征和西征获得胜利后，这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完成会师。但是，此时毛主席的心情却再也无法轻松下来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后来我们看当然是“喜”更多，但实际上，当时中央是“忧”更多。
我们喜的当然是完成了红军大团结；中央忧的则是，陕北地域狭小，土地贫瘠，加上战争不断，粮食本来就不够，这次又来了一倍以上的部队，粮食物资根本无法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向张学良、宋庆龄等人借钱买粮。
11月初，西北开始下雪，而大部分战士都还穿着单衣、单鞋，在饥寒交迫之下，战士们纷纷病倒。11月9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向共产国际王明等人发去电报，以十万火急地口吻说道：“不论5万10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红军冻毙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西北地区贫瘠，我们是想到了的，但如此贫瘠，则出乎了所有的人预料。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中央曾向他们通报过陕甘宁的困难情况，电报说：
“各县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是只有40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物产频发，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把国民党的主力部队都带上来了。10月30日，国军关麟征师突进到黄河渡口，看守渡口的红5军被迫渡河，渡口随即失守。
至此，一条黄河把红军的三大主力拦腰分割成了两半，过了河的那部分红军，就是著名的西路军。
11月8日，中央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去电报，命令他们将河西部队整编为西路军，“准备以一年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同时，中央向徐向前等人宣布了一个绝密的行动计划：
中央计划率领河东部队离开陕甘宁，再次实行东征。进入山西后，如果阎锡山愿意妥协，则留在山西抗日。如果不行，我军则占领同蒲铁路，进入山西河北河南交界，再渡过黄河进入安徽山东之间，“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部到鄂豫陕，尔后再转回西北”，这个作战任务，“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徐向前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代表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之前，中央的计划是和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把西北打造成全国抗日的大本营；现在中央决定放弃西北，耗时一年到两年，在中国北方来一个圆圈式的大转移，最后转回西北。
中央红军从江西来到陕北，行军二万五千里，耗时一年。而这个新的计划，同样横跨数省，甚至做好了比长征时间更长的计划，堪称“第二次长征”。
《毛泽东年谱》记载，11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转移的问题。毛主席在报告中说：“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
11月15日，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南下（除西路军外），并将这个决定通知了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同时电告张学良。
《徐向前回忆录》记载：“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
为了确保红军在河东能“熬过一、二个月”，中央下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
注意，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合法性，来源于他答应要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而他要打回东北，依靠国内的蒋介石是不行的，远东地区能击败日本的只有强大的苏联。
但张学良和苏联素有怨仇（中东路事件、李大钊事件），他要联系苏联，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他费了千辛万苦，冒着“通敌”的危险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现在红军却要大转移了，这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打回东北更加遥遥无期。
怎么办？张学良随即找到蒋介石，要求把东北军调到绥远参加抗战，反对蒋介石继续剿灭红军，蒋介石不肯同意。最后，忍无可忍的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徐向前回忆录》写道：“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者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会同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
蒋介石后来说，西安事变使得“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
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央是不会留在险恶的陕甘宁坐以待毙的，而会选择执行此前就已经制定好了的战略转移计划，进行“第二次长征”，蒋介石要想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的。
“第二次长征”可能会比第一次长征更凶险，更复杂，但并不意味着彻底失败，因为，当时博古、李德已经退出军队领导，瓦窑堡会议（35年12月）也已经确定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当然，这毕竟是无奈之选，西安事变的发生，避免了这次凶险的大转移。所以毛主席后来评价张学良为“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周总理评价张学良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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