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私下活动，邓小平、陈云拒绝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也提出要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他退居二线。
高岗便伙同饶漱石，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捏造和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工作不满的谣言，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3年10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散布大量的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
他还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他企图用这套言论去煽动根据地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高岗首先拉拢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诺。他继而又找到了邓小平。在他看来，在各大区和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中，只要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就好办了。他认为，东北是他的根据地，自然是他说一不二；华东的饶漱石现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条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经拉拢住；西北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邓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没底。
1953年秋后，高岗找到邓小平，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
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的像(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说，就在这中间嘛!邓小平还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拉拢邓小平不成，高岗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还提出“你一个，我一个。”
邓小平和陈云都感到高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党的原则的，任其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和饶漱石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在高岗四处活动之际，饶漱石也没有闲着，到处散布刘少奇的谣言，配合高岗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
在工作履历上，高岗与饶漱石并无长期共事的基础。饶漱石还是刘少奇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与高岗是怎样勾结起来的呢？
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曾留学英国、法国和苏联，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
特别是在华东，他从1943年至1953年在此工作了 10 年，曾用阴谋手段于1943年为夺取新四军领导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代军长陈毅进行批判斗争，制造了“黄花塘事件”，使得陈毅独居斗室，没有人敢与之接触。陈毅对饶漱石的造谣污蔑再也无法忍耐了，大声警告说：
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癔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1945年6月，饶漱石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当年又担任新四军和山东军区政委。1948年后担任着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又搞小动作，把目光盯住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设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按当时一般情况，这个职务应该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故毛泽东两次说由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而陈毅认为自己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工作太忙，不想当。
毛泽东吩咐让华东局进行讨论。饶漱石得知后就对陈毅说，你不当我当，就没有经过华东局讨论，他竟以华东局的名义上报自己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后来过问此事，饶漱石竟欺骗说，华东局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过了毛泽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这么一来，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就显得比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位置高出一头了。
即使如此，饶漱石与高岗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东，很难有碰面的机会，两人能勾结起来，还是让人费解。
当1953年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具体考虑中共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政府体制是否像苏联那样采用部长会议制，以及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主张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争夺更高位置的时机到了。
高岗看到饶漱石手中握有的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大权，饶漱石看到高岗可能取代刘少奇而成为毛主席唯一助手的趋势，于是两人便相互利用，互相勾结，分别做起了当党的副主席和当政务院总理的美梦，壮起胆子开始发难了。
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于1953年6 月至8 月举行。会议的重点是批判和修正新税制工作的问题，但高岗和饶漱石借机串联，大搞“批薄射刘”，以批判薄一波为名，大肆攻击刘少奇。
会议偏离议题，一直无法收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周恩来出主意，搬来邓小平、陈云，才做出了决议、结束了会议。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军接管了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的功德林监狱。三年后，功德林监狱由公安部直辖，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所。虽然监狱改了名，但大家还是沿用旧习惯，称之为功德林。
功德林
1949年至1960年，有200多名被俘的蒋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送进功德林。此处关押的战犯限定是将级以上军官，其中还有中常委康泽。他认为自己的级别最高，因此瞧不起其他人。
康泽在功德林内，空闲时常常一个人抬头看天上的白云，或陷入思考回忆状。他显得与众不同，摆出一副冷漠、孤芳自赏的样子。狱友们有时在一起谈笑风生，康泽却独来独往，很少与人说话。狱友们说，康泽一天难得说一句话。
康泽特赦
康泽学习也不积极，是公认的学习落后分子。当时战俘小组的学习主要是学报纸，学习之后，组员要发言，大家都谈体会，康泽却很少说话。即使发言，也只是念一念报纸，而且读的声音很小，组员看不惯，说：“大声点。”康泽一听就火了：“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
一天，工作人员要康泽写文章批判老蒋，康泽直接拒绝了，他说：“我不写，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批判蒋？”
康泽为何对蒋氏如此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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