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是不是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北京猿人被发现|中国人的祖先|头盖骨|直立人|裴文中|贾兰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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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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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是不是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首个中国旧石器时代猿人头盖骨化石，被称为“北京猿人”。

早在1921年，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奥托·师丹斯基，在中国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化石遗址。

于是，挖掘工作从1927年开始。

在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挖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这就是北京人头盖骨。

简单的说一下裴文中。

裴文中是河北唐山人，在1904年出生，挖出北京人头盖骨时仅仅25岁。

他在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正式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在1927年，大学毕业的裴文中进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1928年被政府派遣到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工作。

亮眼人会发现裴文中是学习地质的，同人类学似乎八竿子打不着。

其实，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恰好赶上北伐战争，当时全国陷入战乱，一个学地质的根本别想找到工作，就连去小学教书都不行。

裴文中自己回忆：“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做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

好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有爱心，将这个弟子塞入周口店发掘团队，开始只是从事挖掘的辅助性工作。

裴文中学的是地质，对于挖掘尚且有些研究，对于古人类学和考古则完全不懂：“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时，对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时，那是专门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毕之后，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拣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

好在裴文中是个爱好学习的人，干劲十足：　为了尽快“补课”，他手不释卷地阅读古生物学的各种书籍，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去修鞋铺修鞋，一手拿着鞋，一手拿着书，结果到了目的地，竟然发现手里的鞋不见了。对他而言，周口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是，对于已经从事了大量现场挖掘劳作的科学家和技工而言，大家却都倍感怠倦。自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发掘出2颗古人类牙齿以来，周口店虽然出土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但一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古人类化石出土了。

裴文中这么回忆：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带着100多个工人枯燥的挖土，简直就像监工一样。挖了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有挖到，工人和我都开始烦躁起来。

到了1929年，年轻的裴文中已经被任命为周口店挖掘工作负责人。

此时工作已经陷入停顿，12月因为冬季到来挖掘工作被暂停，裴文中坚持要再挖两天。

也就是这两天的挖掘，掀开了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　1929年12月2日，当时天色已晚，洞内漆黑，点着蜡烛发掘。贾兰坡等的《周口店发掘记》生动追忆了当时的场景：“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时候，周围是静悄悄的，如果不是有节奏的锤镐声不时地传出来，简直不会知道有人在里面工作。可是就在这静悄悄的气氛里，裴文中忽然大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他不顾危险，吊着一根绳子亲自下到洞里，反复查看比对，连夜清理化石。当天晚上，即基本确认了发掘出来的化石是古人类化石，即向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先生发出电报。电报使用了极为简短而谨慎的文字——“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而裴文中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成为名扬天下的考古学家。翁文灏先生作为其伯乐、知己、领导者以及观察者，对此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价，“这五六年中裴先生既在山上实地采掘，又在室内专心研究，从不识猪牙鹿骨之人，一变而成为古生物专家，世界学者莫不闻知他的大名，这是需要如何分量的努力用功，方能到此境地。”

除了发现头盖骨以外，还发现了旧石器和用火痕迹，可以说为周口店人类遗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裴文中在1931年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深造，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以后回国继续教学，连续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学。

没想到，全面抗战很快爆发，裴文中为了保护周口店遗址不能撤退到后方，又坚决不同日伪合作，结果丢了工作。他每个月仅仅依靠20斤杂粮面的收入，苦苦维持着一家的生计。

到了1941年，日伪准备盗挖周口店，强迫裴文中参与其中。裴文中坚决不同意，因此被认定为“反日分子”，在1944年被逮捕遭遇酷刑，随后被判刑15年。

裴文中的骨头很硬，宣判后日本法官故意假惺惺的表示惋惜，说只要他愿意合作就可以立即释放。

到了这种地步，裴文中竟然回答：我觉得你们判得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

此时日伪政权已经濒临灭亡，实在没有精力兼顾这些知识分子，因此1个多月后允许裴文中“保释”出狱。

虽然裴文中被捕关押时间不长，因受到很多酷刑虐待，出狱时头发竟然全白。要知道，当时他才40岁。

有趣的是，经过这些残酷的磨炼，裴文中也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变成了一个可以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考古学者。40年代，裴文中带着团队在西北进行各种调查工作。

据李有恒先生回忆，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墓葬，请来几个当地民工挖土方。有一天，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贾兰坡先生还比较年轻，看到出土的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民工们都露出羡慕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民工中或许就有强盗的探子。在那个年代的西北，即便普通民工见财起意，杀人灭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况非常危险。

裴文中先生立即板起面孔问：“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紧张焦急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了。

在1950年，裴文中没有去台湾，留在北京担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同时以教授身份不断教学，直到1980年去世。

对于这个学者，中国考古界大多保持着很大的敬意：裴文中先生一生省吃俭用，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却把积蓄都花在了购买图书、标本等事情上。但为了考古事业，为了学生，他多次慷慨捐献出自己的平生收藏。　北大教授吕遵谔回忆了当年裴文中赠送珍藏的往事：那是1954年初，在裴文中先生办公室召开了一次教学研究组会议上，裴文中突然提出将他个人珍藏的专业图书和实物标本赠送北京大学考古系，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之用。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布，让大家惊愕、兴奋和喜悦。第二天，吕遵谔和另一位年轻人带着一只大木箱和一些包装纸，蹬着三轮车来到裴文中先生的办公室，看到图书都已捆好，有的贴有方形纸条，上面盖有日本宪兵队的圆形图章。

裴文中叹息说：“这是日本宪兵队抄家时抄走的，只找回这些，其他的不知去向，你们拿回去让它们重见天日吧！”接着，他拉开标本柜的抽屉，里面竟然全是排放整齐、制作精美的石器标本，而且每件石器上都有出土地点和文化期的编号。他说，“这是我在法国留学时，省吃俭用花了不少时间收集的欧洲旧石器时代各个文化期的标本。许多都是很典型的，对教学会有帮助的，希望你们很好地利用。”

吕遵谔当场感到鼻子发酸，两眼模糊，深深地向裴文中先生鞠了一躬，随后蹬三轮车将这些珍贵的图书和标本运回学校。其中，很多图书在当时国内属于孤本。而那些标本更是极为珍贵。

后来，有国外学者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参观，看到这批标本感到很惊讶，说想不到在中国竟有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

裴文中先生对待年轻人不仅是言传，还有脚踏实地之身教。一位学生回忆当年跟他去田野考古挖掘现场的往事，那时的裴先生穿着一套洗旧了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了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

为了发掘方便，他就住在工地旁边的一个小店里，泥糊的墙壁，竹板床，蚊帐也是破旧的，吃的就是小店的农家饭。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丝毫不以为意，全身心扑在发掘工作上，给学生们做了表率。更让学生感动的是，“裴先生白天顶着太阳和大伙一块儿在工地工作，晚上收了工，为了提高助手们的水平，还要围着一张饭桌给大家讲课。”

因此，有学者感慨道，“那些20世纪90年代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第四纪哺乳动物研究、年龄50岁以上者，都得到过裴文中的指导或从他那里受到教益。”

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致力于田野考古，为后世留下了“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的名言。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

一个国家想要强大，就要有无数裴文中这样的学者，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业。

只可惜，这样的学者在今天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我们再说说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被认为属于直立人，或者直立猿人，生活在68万到80万年前。

直立猿人是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特点是可以直立行走并且制造石器。

人类演化学认为，直立猿人是人类进化非常重要的一环。

直立猿人带有明显的猿类特征，如头盖骨低平，但也有现代人的明显特点。他们可以双足直立行走，脑容量达到人类的74%左右。

直立猿人多住在天然洞穴中，会制造简单的石器，用于采集食物、打猎，还会使用火煮食食物。

直立猿人的寿命很短，百分之五十以上死于30岁之前，能够活到50岁以后是极少。

直立猿人经过长达40万年的演化，最终进化为智人！

大约诞生在距今25万年到40万年的智人，同今天的人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智人的脑容量达到现代人的水平，能够制造精美石器，修建房屋，甚至开始搞艺术创作。

早在1957年，在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发掘下，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就发现了距今近20万年的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而此次考古中，长阳地区的伴峡小洞发现了距今1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及人类用火遗迹，鲢鱼山发现了距今12万至9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而伴峡榨洞则发现了距今2.7万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灰烬层。

而中国境内的智人很多，包括广东发现的马坝人，山西发现的丁村人，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等等。

在直立猿人之前，则是能人。

生活于200万年前的能人，第一次被认为是人类的生物，之前的都被认为是猿。

能人外形有明显猿的特征，尤其脑容量较小，还不到现代人的一半。能人的身材比较矮小（不超过1米44）。

能人的脑容量比其他猿类要大得多，已经会使用复杂的石器、木器等工具，完全超越了动物的范畴。

能人之前的南方古猿、地猿等等，即便有的可以直立行走，有的会使用简单工具，本质上他们仍然是猿类动物，比如地猿的脑容量甚至比黑猩猩还小！

有趣的是，从这些猿到能人有一个飞速进化期。至今为止，人类不能解释快速进化的原因，也就出现了很多阴谋论，比如外星人促进进化等等。

而北京猿人是直立猿人的一种，它的出现有很大的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最初的人类远祖起源于非洲，在距今约200万至180万年的时候，部分直立猿人群体离开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北京猿人就是他们的后代。

此后，北京猿人继续演化，开枝散叶，繁衍出今天的东亚人群。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直立人（海德堡人）演化为尼安德特人，后者又演化出现代的欧罗巴人种。

在1987年三位西方遗传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理念：现代东亚人不是200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而是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出的一支新人类。他们大约在10万至5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这个扩散过程是以“完全替代”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原先欧亚大陆生活的本土古人群，包括北京猿人，都在演化中灭绝或被扩散出来的早期现代人替代了，没有留下任何后代。

以上两种观点大同小异：现代人来自于非洲，而不是本地猿人慢慢的进化而来。

通过对北京猿人以及中国境内元谋人、蓝田人等古人类的研究，中外一些人类学家仍主张，现代人是在不同地区由不同的古老型人类逐渐演化而来的，即“多地区进化说”。

中国现代人不是来自于非洲，而是来自于本土进化而来的智人，期间可能有过同外来族群的少量杂交。

说通俗点，北京猿人不是来自非洲，而是中国本土的猿人，期间最多同来自非洲的猿人有过通婚而已。

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在“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础上提出，东亚人类的演化模式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即在东亚现代人形成的过程中，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本土古人类连续演化是主线，外来人群带来的基因混杂起到辅助作用。而且他认为，东西方人群从来没有真正隔离过，没有分化出不同的生物种群。按照这个假说，北京猿人就是现代东亚人的祖先。

这派学说的理论，主要是基因学上和考古学上的研究：通过古DNA分析发现，曾生活在欧洲、西亚和西伯利亚，原先被认为彻底绝灭了的尼安德特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灭绝。他们与从非洲扩散出来的所谓“早期现代人”发生过混血，少量基因得以流传下来。而我们欧亚现代人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他们的遗传物质。

另外，在西伯利亚，古人类学家从DNA分析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人种——丹尼索瓦人。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也发生过混血，我们身上也有其基因。

最近，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上又发现了7万至5万年前的，个体矮小、形态独特的“吕宋人”种。有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北京猿人所代表的直立人的后代。此前，在印度尼西亚弗洛里斯岛也发现过距今5万年左右的小矮人——霍比人，他们被认为是一支古老型人类在封闭岛屿环境留下的后代。

学术界意识到，现代人演化绝非从非洲杀出一支新人类，扩散之处所向披靡，成为现生人群纯净、单一的祖先这般戏剧化；所谓灭绝了的早期古老人类，有的种群也留有后代，我们的祖先是由不同古老型人群构成的。

学者认为北京猿人是本土的直立人，主要在于考古上发现：东亚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现代人的演化是连续的，在体质特征上也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发生外来人群整体替代所该有的形态特征突变。考古学研究也支持这样的结论，中国乃至东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连续且稳定发展的，表现在工具的技术、形态、组合和古人类的生存模式上，都是承前启后的，没有发生过间断或被替代，不存在10万至5万年前的那段人类生存的空白，这也支持中国乃至东亚人群是连续且逐渐演化的结论。

当然，目前学术研究水平还是有限的，各种理论很多，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是100%可靠的。

我们再说说北京人头盖骨的奇怪下场。对于周口店的挖掘工作，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的1941年。

大概在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奇怪的从历史中消失。

此时的北平早已沦陷，已经在日伪的完全控制下。北平沦陷之前，中国科研人员将北京人头盖骨放置在北京协和医院中！

在那个年代，协和医院是美国资产，受到美国政府保护，日军不敢进入。

随着日美关系紧张，战争迫在眉睫，协和医院也不安全了。

中国政府和美国达成协议，将中国财产北京人头盖骨暂时运输到美国保管，战后则必须归还：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猿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夺取了北京人头盖骨，作为重要的战利品隐藏了起来。

在1945年4月，军国主义日本明白距离灭亡不远，决定将存放在中国大陆的北京人头盖骨运回日本隐藏。他们将北京人头盖骨同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隐藏在日本邮轮阿波丸上。

根据日本和美国的协议，阿波丸被用于运输物资给日本关押的盟军战俘，得到免于被攻击的特权。

日本却违背协议，使用阿波丸号运输大量人员、战略物资和北京人头盖骨这种珍贵的战利品。

结果，阿波丸号在台湾海峡夜间行驶时，被无法识别船只型号的美国潜艇皇后鱼号攻击。

阿波丸是一艘没有防御能力的商船，中了4枚鱼雷后在极短时间内沉没，全船2003人仅有船长的私人厨师一人幸存。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作为示好将这一情况告知中国方面。

于是，中国花费很大财力物力打捞阿波丸号残骸。

奇怪的是，中国花费数年只捞出价值5000多万人民币的锡、橡胶、水银等战略物资，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一种说法是，阿波丸号船长得到的命令是，如果不能将北京人头盖骨运回中国，就必须毁掉。

在船只中弹时，船长用手榴弹或者炸药，直接炸毁了北京人头盖骨，或者将其砸毁后抛入海中。

想要在茫茫大海中找到几块头骨碎片，自然是不可能的，北京人头盖骨由此消失。

唯一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后，对于周口店的考古工作从1949年又重新开始，直到1981年才结束。

1951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前后又进行了4次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出北京猿人牙齿、肱骨、胫骨、下颌骨等化石，偏偏没有头盖骨化石。

有一种说法是，在1966年又发现了部分北京猿人的头骨，主要是两块头骨化石断片。

经过科学分析，这是一个50多年老年北京猿人的头骨。

历史教训摆在眼前，这个头骨的实物从没有公开展出，只用于科学研究。

不过，这10多年国内又有一种观点，北京猿人很有可能不是东亚现代人的祖先。

在非洲猿人到达东亚之前，也就是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东亚曾进入末次冰河期，导致北京猿人灭绝：据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维度靠南4度多，应相对温暖。但北京人化石的堆积层厚达40多米，历时达30多万年，其间山洞多次被硕鬣狗占据，还遭遇两次大水，不同阶段的气温不同。学者贾兰坡先生曾解释，下层堆积中，喜冷的物种所占比例最大，此后逐渐缩小，至顶部又有略增趋势，大致处于冰期。在北京猿人居住中期，附近曾有广大水域，因发现了水獭、河狸等遗骸，此外山下应有广阔草原，因马的遗迹最多。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100多种动物的残骸，但“更多的是采集小动物……发现最多的有两种田鼠、两种仓鼠和林姬鼠，啮齿目和食虫目动物共发现有36种”，在贾兰坡先生看来，北京猿人的生活“极其贫乏”。

其实，过于强调祖先是哪个猿人的意义不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纯种的人类，都是不断混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