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一个师长会被副师长管着，当上司令员后，居然还请不动海军副司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虚名高位，实权旁落
1946年，蒋介石任命王家善为独立第九师师长，驻防东北某地。王家善满怀壮志，渴望在这个乱世建功立业。然而，现实很快让他心中的梦想破灭。
他逐渐发现，自己这个师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下达任何命令都必须得到副师长的首肯。这位副师长显然不是一般人物，而是国民党特意安插来牵制他的。
这样的局面让王家善非常失望，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心里想着：有名无实也好，只要有一天能够实权在握，他仍然可以为国家效力。
然而，形势却越来越糟。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急转直下，形势每况愈下。1947年，王家善的部队被改编为第58师，但这种“名高权轻”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
尽管实权旁落，王家善的官职却一步步升高。很快，他被任命为营口守备司令。表面上，他的仕途看似顺风顺水，但这种“光杆司令”的身份让他愈发感到焦虑和不安。
被斥责的“反攻”计划
当王家善刚刚成为营口守备司令时，他看着解放军逐步逼近，心里一直想着如何扭转战局。尽管自己手中的部队实力有限，但他依然幻想着能够反攻。他觉得，如果能够得到国民党海军的协助，也许局面会有所改观。
于是，王家善拨通了海军司令部的电话，希望得到一些支援。然而，他的请求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反而遭到了副司令的严厉斥责。
“我有什么义务配合你反攻？”海军副司令毫不客气地质问王家善，并提醒他：“你只需要守住营口，至于反攻共军的事，轮不到你来做主！”
这句话重重打击了王家善。他感到，自己不仅无权调动部队，甚至连一个合理的计划都无法执行。
他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国民党内部始终被当作一个被怀疑的人，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副师长的牵制，海军副司令的冷漠，一切都昭示着他在国民党体系内的无奈处境。
王家善的“汉奸”疑云
为什么王家善会如此不受信任？这一切还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王家善出身东北，1905年出生，自幼怀抱报国热忱，立志投身军旅。
他曾前往日本留学，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然而回国后，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东北沦陷。王家善没有屈服于侵略者的威胁，加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
然而，抗战初期，王家善不幸被日军俘虏，正当他面临审讯时，昔日在日本的军事教官出面相救。为了保命，王家善被迫答应假意投靠日本。然而，内心坚定的他并未动摇抗日的决心，反而利用这个机会继续组织地下抗日活动。
他与国民政府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伪满洲国的军官学校任职期间，创建了抗日地下组织“真勇社”，培养了大批潜伏在日军中的抗日力量。
这些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起义，策应苏军攻打关东军。然而，王家善的卧底身份始终让他在国民党内部备受怀疑，许多人将他视为“投机分子”。
“真勇社”的消失与蒋介石的掣肘
抗战胜利后，王家善曾试图将“真勇社”注册为合法的抗日组织，但这一请求被国民党果断拒绝。蒋介石显然不愿看到这样一个具有抗日精神的组织在国民党内部成形。
尽管“真勇社”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战后政治角力中，它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
蒋介石的担心不无道理。王家善在东北的影响力不小，他的学生遍布各地，若不加以限制，蒋介石担心他会形成自己的武装势力，甚至倒向共产党。
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虽然提拔了王家善，却始终没有给他实权的原因。蒋介石宁愿让王家善处在一个“高位虚职”的位置上，也不愿让他掌握真正的力量。
起义的决心与行动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恶化，王家善对国民党的前景感到越来越悲观。他对蒋介石的失望与日俱增，觉得自己一直被怀疑、被掣肘，根本没有机会施展才华。此时，我方的红色特工悄然接近了王家善，向他传递了投诚起义的建议。
起初，王家善还有些犹豫，但面对国民党内的种种不信任，以及与副师长、海军副司令的矛盾，他渐渐意识到国民党已经无法挽救局面。
于是，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下定决心，于1948年2月26日带领部队在营口起义。
王家善精心选择了起义的时机。他解释道，26日国民党会向第58师派送一批物资，正好可以趁机夺取这批物资，为解放军献上一份厚礼。
成功起义与营口的变化
在起义前夕，王家善采取了一些极为谨慎的措施。他清楚，在营口城内有两大势力可能反对起义：一是交警总队，二是新接任的副军长郑明新。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王家善举办了一场宴会，将郑明新和交警总队的指挥官等人召集在一起。宴会上，他发出暗号，手下的士兵立刻控制了这些反对势力的核心人物。
2月26日，王家善与我军里应外合，顺利占领了营口的大部分地区，剩余的敌军也在王家善的劝降下放下武器。这场起义不仅为解放军增添了战斗力，也让营口战局迅速明朗化。
投诚后的战斗与结局
王家善率部起义后，经过整编，随即参与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后来，他还被派往朝鲜战场，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在解放军中，王家善终于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的部队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证明了平台对人才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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