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韩先楚正在延安开展学习活动。作为我军声名卓著的战将，他在当时担任着 “学生头” 的角色，承担着组织管理众多学员的重任。彼时，八路军 120 师师长贺老总亦身处延安，党 中 央周边的主要部队由贺龙指挥，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两位将帅此前交集甚少，然而贺龙的赫赫威名早已如雷贯耳，韩先楚内心渴望能邀请贺龙为自己与学员们授课，以提升军事素养水平。
贺老总与韩先楚会面时，显得格外欣喜，当即应允会在近期前来授课。但韩先楚苦等了两个月之久，其间多次向老总问询相关事宜，却始终未能得到确切答复，事情就此不了了之。当韩先楚再次见到贺龙时，其耿直的脾气促使他未给首长留情面，当下便涨红了脸，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您身为联防军司令员，怎可如此随意地作出承诺？言而无信，答应了却不来，让我如何向大家交代！
韩先楚这番话如竹筒倒豆子般畅快淋漓，说得贺龙一时难以回应。片刻之后，老总才带着歉意的笑容向韩先楚 “致歉”：此事确实是我安排欠妥，韩司令员，您批评得在理。实际上，贺龙一向脾气刚硬，他之所以在韩先楚面前如此谦逊，并非是被韩先楚的气势所压制，实则是有着难言之隐。贺龙坦诚地向韩先楚解释：上次应允前来授课后，因军务繁忙，实在难以抽出时间；更为关键的是，我原本打算为大家带来黄呢子大衣作为礼物，却未能成功筹措到位，故而羞于前来。
听闻贺龙这番解释，韩先楚的情绪逐渐缓和下来：老总，我们邀请您授课，并非是贪图礼物，您实在不必为此挂怀。贺龙亲切地拍了拍韩先楚的胳膊：好在如今我已将诸事安排妥当，虽说鬼子的军大衣数量有限，但我单独申请到了一批香皂、毛巾与牙膏，恩来同志也已批准！数日后我便会携带这些物品前来授课。
韩先楚内心顿时涌起一股暖流与感动：原来贺龙并非是有意冷落大家，反而为此煞费苦心，甚至惊动了中 央。念及此处，韩先楚不禁为自己先前的冲动态度而心生愧疚。不久之后，贺老总果然依约前来授课。
1955 年全军授衔之际，贺老总凭借其卓越功绩与威望当之无愧地被授予元帅军衔，韩先楚则被评定为开国上将。这两位将帅皆性情率真，战功赫赫且正直坦率，深受广大军民的尊崇与爱戴。或许有读者会心生疑惑，韩先楚军事指挥才能出众，在抗战的关键时期为何会滞留后方学习理论知识呢？
这似乎有 “屈才” 之嫌。实则这与他的火爆脾气密切相关：因在对待老红 25 军官兵的态度问题上与黄克诚产生分歧，当时身为旅长的韩先楚负气返回延安，这才引出了他与贺龙之间的这段故事。由此可见，1942 年韩先楚怒怼元帅并非偶然事件，确实是其性格所致。
类似情形还曾多次发生。1950 年海南战役前夕，四野 15 兵团司令员邓华期望在渡海作战前充分做好后勤准备工作，而后再对海南岛发起进攻；韩先楚却认为机不可失，为此与邓华、李作鹏等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毛主席支持了韩先楚的观点。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又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军事部署上产生意见分歧，就砥平里之战的作战部署发生争执。韩先楚后来甚至不再担任志愿军副司令一职，直接率领 19 兵团奔赴前线作战，此中便有这方面的因素存在。
从黄克诚，到贺龙、邓华、彭德怀，韩先楚在其军事生涯中与诸多高级干部产生过争论，这与职务高低及私人交情并无关联。这并非是他刻意寻衅滋事，每一次的争论皆有其合理依据，其中有几次甚至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关键影响，例如解放海南岛这一伟大功绩的铸就。像韩先楚这般有才能且敢于直言的战将，往往脾气较为刚烈，而上级领导大体上也能够予以理解与包容，正所谓 “人才难得”。
1955年的金秋时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表彰那些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将领，首次举行了盛大的授衔仪式。此次授衔主要依据将领的资历、职务及战功，经过严格评定，最终有一千多位开国将帅脱颖而出，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在这次授衔过程中，贺龙在审阅预授上将名单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他指着一个人的名字，严肃地表示：“他的军衔太高了，需要降一降。”这个人，便是廖汉生。廖汉生与贺龙不仅是战友，更是实实在在的同乡，他们都来自湖南桑植县，只不过贺龙的老家在洪家关，而廖汉生的老家在长瑞乡，两地相距不远，渊源深厚。
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是一位教书先生，为人正直、学识渊博。1916年，贺龙凭借两把菜刀拉起一支队伍讨伐袁世凯，廖兰湘毅然加入贺龙的部队，担任书记官，因其忠诚勤勉，深得贺龙的信任。在湘西地区，早婚早育是常态，孩子很小就要定亲。廖兰湘与贺龙交往密切，贺龙对廖汉生也颇为喜爱，便将自己的二姐贺戊妹的女儿介绍给廖汉生，从此廖汉生成为了贺龙的外甥。
然而，命运多舛。1921年，廖兰湘不幸去世，年仅十岁的廖汉生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异常艰难。在这个关键时刻，贺龙伸出了援手，帮助廖汉生一家渡过了难关，使廖汉生能够继续学业。六年后，廖汉生毅然投身革命，加入贺龙大姐贺英带领的游击队，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很快便升任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933年5月，由于叛 徒告密，贺英带领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过程中，贺英不幸中 枪牺 牲，年仅47岁。廖汉生带领剩余的游击队员找到贺龙，正式成为红军的一员。此后，他跟随部队在湘鄂川黔苏区多次与敌人作战，因战功卓著，升任红9师政委，后又担任过红4师和红6师的政委。
长征开始后，廖汉生率领部队冲锋在前，一路冲破敌人的围堵追击，多次在关键时刻立下赫赫战功，为红二六军团顺利抵达陕北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汉生到八路军120师工作，继续在贺龙的指挥下英勇抗日。雁北、晋西北、冀中等地都留下了他与日伪军殊死搏斗的身影。因其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廖汉生的职位不断晋升，担任过旅副政委和代理旅长，成为八路军中的高级将领。
抗战胜利后，廖汉生继续参与解放战争。他先是担任晋北野战军的副政委，在贺龙的指挥下与阎锡山的部队作战。不久之后，他又到西北野战军工作，跟随彭老总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表现极为出色。1947年冬天，部队整训时，廖汉生作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带头在部队中开展“诉苦三查”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廖汉生又参与了宜瓦战役、西府陇东战役、扶眉战役以及解放兰州等战斗，战功显赫。在他的领导下，第一纵队成为了西北野战军的精锐部队。1949年年初，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并成立了两个兵团。当时王震是第一兵团的司令员，在考虑政委人选时，彭老总有意让廖汉生担任。以廖汉生的资历和能力，他完全有资格升任兵团政委这一职务。然而，廖汉生却以谦逊为由，婉拒了彭老总的好意。最终，王震兼任了兵团政委，而廖汉生则担任了第一军 政 委。
新中国成立后，廖汉生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政 治部主任和副政委等职务。1954年，他晋升为国 防 部副部长。到了1955年授衔时，根据廖汉生的资历、职务及战功，他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在红军时期，他是主力师的师政委；在八路军时期，他是旅级干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西北野战军实力最强的一纵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过西北军区副政委；授衔前，他的职务是国 防 部副部长。当时国 防 部的几位副部长中，黄克诚和萧劲光被授予大将军衔，其他几位都是上将军衔。因此，廖汉生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在1955年8月2日，彭老总向毛主席汇报了拟授予少将及以上军衔的名单，其中拟授上将的有56人。毛主席审阅后决定减少两个上将名额。得知这一消息后，贺龙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外甥廖汉生的军衔降为中将。与此同时，徐立清也主动申请降低军衔。这样一来，上将名额就变成了54人。廖汉生降衔后，上将中就没有了红2军团的代表。
红2军团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典型代表，也是红二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缺少上将。因此，最后将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贺炳炎增补为上将，他也成为了唯一的准兵团级上将。在晚年时期，他撰写了许多回忆贺龙元帅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贺龙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读来令人动容。2006年，廖汉生将军逝世，享年95岁。1994年1月8日，恰值周总理逝世十八周年纪念日，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炜携同工作人员，再次着手整理总理的遗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于一个文件夹内意外发现了一件与贺龙元帅紧密相关的遗物，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