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传闻导致COVID-19的病毒是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逃逸出来的之后，处于这些传闻中心的一位病毒学家本周在日本的一个会议上展示了从中国南方收集的数十种新的蝙蝠冠状病毒的数据。专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石正丽报告说，她冷冻库存中保存的病毒都不是SARS-CoV-2最直接的祖先。
当该城市首次报告COVID-19病例时，石正丽正在武汉病毒研究所（WIV），一个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领导冠状病毒的研究。不久之后，出现了理论认为该病毒是从WIV泄漏的——无论是意外还是故意。
石正丽一直坚称SARS-CoV-2从未在她的实验室中出现或被研究过。但是一些评论员继续质疑她团队在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南方收集的众多蝙蝠冠状病毒中是否有一种与之密切相关。石正丽承诺将对这些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公布数据。
最新的分析，尚未经过同行评审，包含了56种新贝塔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数据，以及一些部分序列的数据，SARS-CoV-2就属于这个广泛的病毒群。所有病毒样本采集时间介于2004年至2021年之间。
在12月4日于日本淡路岛举行的“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冠状病毒的进化、致病性和病毒学”会议上，石正丽在一个预先录制的演讲中提到：“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与SARS-CoV-1和SARS-CoV-2更密切相关的新的序列。”今年早些时候，石正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调到了广州实验室，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级传染病研究机构。
这些结果支持了石正丽的说法，即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并没有比科学文献中已经描述的更为接近SARS-CoV-2的蝙蝠来源病毒序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乔纳森·佩卡尔表示：“这进一步验证了她所说的：她并没有拥有任何极为接近的病毒序列，正如我们在随后几年所见到的那样。”
目前已知最接近SARS-CoV-2的病毒是在老挝和中国南部云南省的蝙蝠中发现的，但自它们与导致COVID-19的病毒共同祖先分道扬镳以来，已经过去了数年乃至数十年。“她基本上找到了我们预期会发现的东西”，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潘烈文说。
多年来，石正丽与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总裁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有着长期的合作。生态健康联盟是一家位于纽约市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合作在中国南部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的调查，并研究这些病毒对人类构成的风险。这项工作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资助。
然而，在今年五月，美国政府暂停了对生态健康联盟的联邦资金支持，理由是该组织未能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活动提供足够的监督。这些活动包括修改一种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以研究这种病毒在蝙蝠中的潜在起源。生态健康联盟对美国立法者提出的多项指控进行了反驳。
在这段合作期间，石正丽和达扎克的团队收集了超过15,000份来自该地区蝙蝠的拭子样本。团队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并重新测序了那些呈阳性的病毒基因组。这一系列收集扩展了已知的冠状病毒多样性。“她发现了至少可以为我们的冠状病毒理解提供更多背景信息的序列”，爱丁堡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乔纳森·佩卡尔评论道。
通过这些努力，石正丽和达扎克的工作不仅增加了我们对冠状病毒多样性的认识，而且对于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病毒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强调了野生动物中病毒监测的重要性，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合作在预防和应对流行病威胁方面的作用。
在对233个序列的更大规模分析中——这些序列包括新测序的样本和一些之前已经发表的数据——石正丽及其同事识别出了7个广泛的谱系，并发现了病毒之间广泛交换RNA片段的证据，这一过程被称为重组。彼得·达扎克指出，该分析还评估了这些病毒跳跃至人类的风险，并确定了潜在的药物靶点；他强调说，“这些信息对公共卫生具有直接价值”。
达扎克提到，由于资金削减、跨区域工作的挑战以及美国政府对生态健康联盟进行的多项调查，团队在提交这项工作以供同行评审时遇到了延迟。然而，研究人员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将此分析提交给学术期刊。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冠状病毒之间的遗传多样性与演化关系，也对于理解病毒如何通过基因重组产生新的变种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同时，通过对病毒跳跃到人类风险的评估，可以为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提供关键信息，而确定的潜在药物靶点则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手段。这一切对于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