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饶漱石渐渐洋洋自得起来，他曾公开说：“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饶漱石和刘少奇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初，当时从苏联回国的饶漱石在东北代理中共满洲里省委书记，刘少奇则是省委宣传部长。虽然此时饶漱石的职位比刘少奇高，但刘少奇已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满洲里省委书记最具实力的竞争人选。饶漱石对此深感不安，他曾几次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刘少奇的“问题”，李立三却公允地说：“少奇同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3个月后，刘少奇果然正式出任满洲里省委书记，饶漱石只好改任团省委书记，负责青年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饶漱石一下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但在十几天后，中央就任命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并任合并后的中共华中局书记，而饶漱石只是副书记，他再次成为刘少奇的下级。饶漱石对此极为不快，他在私下对人埋怨说：“我这辈子算倒了霉，总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
饶漱石进京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很快觉察到他对刘少奇的不满，高岗也想攫取更高的权力，他和饶漱石联合了起来，企图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高岗曾多次向毛泽东提出建议：“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他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准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他当上中央组织部部长后，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52年，时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在推行新税制改革时，采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导致山东、北京等地纷纷向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物价波动等问题，后来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饶漱石在会上说：
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作为财政部长，简直是一霸，是财霸！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
最终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纷纷作了检讨。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不过毛泽东也已察觉到了高岗和饶漱石想夺权的野心，他专门在会上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
可惜利令智错的高岗和饶漱石并没有领会到毛泽东的警告之意，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更大不满。不久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一个是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1953年12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进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约他谈话，并问他对饶漱石的看法。陈毅此前和饶漱石合作并不愉快，但他一直保持着克制忍让的态度，此时面对毛泽东的提问，他按照党内军内谈到同级干部时尽量多说好话的习惯，说了一些意见。陈毅说完以后，毛泽东的表情却十分冷淡。
毛泽东从毛泽东的住处出来时，正好遇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他向杨尚昆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杨尚昆说：“主席问你，就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难怪主席有些不高兴了！”
陈毅马上回到毛泽东的屋里，把他所知道的饶漱石的种种言行和盘托出，并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刚才心存顾虑，没有如实讲真心话。毛泽东听后非常欣慰，他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此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毛泽东在谈话时特别告诫他：“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很显然，毛泽东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此次会议严肃批评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央作出了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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