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将至，又到了冲刺“业绩”的时候了吗？
根据财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非税收入大约达到了3.7万亿元，其中罚没收入再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国务院甚至专门发布通知，要求对这一现象进行特别关注。
对于很多人来说，“罚没收入”可能是个新词，但在中国，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它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为之贡献了一部分。
罚没收入通常指的是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在处理违法行为时，依法收取的罚款和没收的财产。简单来说，就是个人或企业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罚款的总收入。
罚没收入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它不仅可以作为维护社会公正、惩治违法行为的重要手段，还能为国家和地方财政提供资金支持，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工具。然而，近年来罚没收入的急剧增长，让人们开始感到不安。
过去几年，不少城市对罚没收入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有些地方的罚没收入甚至超过了税收收入，这种现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有些城市似乎把罚款和没收财产当作了一种创收手段，甚至为了完成“政绩”而过度执法。
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罚款标准的不透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在一些案件中，罚款金额往往没有明确的标准，执法部门的裁量权过大。
这种情况导致了罚款金额的巨大差异，有的地方罚款可能高达数百万，而有些地区则仅仅是几千元。这种标准的不统一不仅让公众感到不公，还使得行政执法部门容易陷入“逐利”行为，即罚款数额越高，执法部门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
此外，还有一些城市通过增加罚款项目来扩大罚款的覆盖面，例如针对企业不按规定处理废弃物、环境污染等行为，相关部门可能会对企业实施多项罚款，每项罚款金额不高，但累积起来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又比如有些城市针对违章停车、超速行驶等行为的处罚措施过于频繁，罚款金额居高不下，这种“加法式”罚款方式，不仅导致企业负担加重，也容易引发民众对于执法不公的质疑。
不仅如此，某些行政部门也可能出现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到安全监管、环保、税务等领域，部分执法人员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过于严苛的执法方式，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开展“执法创收”的行为。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罚款应当是针对那些具有社会危害的违法行为，而不是成为财务状况的“救命稻草”，有些城市在面对财政困难时，将罚款作为创收的工具，推出的罚款项目多种多样、不断增加。
这样做短期内是增加了罚没收入，但随着民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如果罚款项目没有合理的标准，罚款金额过高，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自己成了“冤大头”，被“剥削”得毫无反抗能力，长期下去，可能演变成更大的社会矛盾。
所以说，罚款制度的实施要一定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过于严格的罚款制度可能会加剧民众的贫困，而在一些发达地区，适度的罚款可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
当然，在任何国家，罚款都不是目的，只是为了促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共秩序，所以那些叫嚣彻底取消罚款的也别想歪心思了。
该取消的不是罚款，而是那些不合理的罚款项目，对于那些明明违法了还理直气壮的人就应该罚！
信息来源：华夏时报：《11月非税收入增长40.4%！国务院要求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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