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施一公，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外籍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之“生命科学奖”。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2018年任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我们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中国大学出问题了！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了，人人向钱看了！这是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而中国又缺乏知识产权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年轻精英的天赋潜能在悲号！大国经济基础不稳！
我们大学可以开会自行决定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北京大学92与清华大学98，只是勉强挤进全球大学前100。
施一公的呐喊，应该被听到！
01
如今我们的 GDP 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其次，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02
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和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 LDL 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正是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项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前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 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个，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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