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无论好坏。关于这一点，在很多历史人物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955年新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大授衔仪式，陈赓将军凭借赫赫功勋也被授予了大将军衔，然而作为昔日的同窗、战友，韩浚此时却已身陷囹圄。
而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他，听闻陈赓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后，亦是不无感慨的说到：“要是没发生意外，我如今也应该是大将！”
韩浚的这句话，从他的个人经历上来看，倒也颇有几分道理。只是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韩浚是湖北黄冈人，1894年出生。
早年他便投身于民主革命之中，30岁的时候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也成为了黄埔军校建校后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人才。
也是在黄埔学习期间，他认识了日后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并结为好友。两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还曾一起前往苏联学习军事知识，并共同参加了北伐战争。
组织上也特别看重他们两人，两人在北伐部队里都很受重用。北伐结束的时候，韩浚已经担任了张发奎部队的警卫团参谋长，而该团的团长为卢德铭，指导员为辛焕文。
卢德铭后来担任过秋收起义总指挥，是毛主席的好搭档，但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正是因为该团的团长和参谋长都心向革命，所以当南昌准备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他们带领警卫团决定前往南昌。不料在前往南昌途中，张发奎的两个团包围了他们，导致他们无法按时抵达，错失了参加起义的机会。
卢德铭与韩浚只好率部转战到江西修水一带，改编为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随后两人前往武汉联系组织，准备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没想到在这一过程中，韩浚意外被敌人逮捕，自此他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在被关押两个月后韩浚被保释，等他再到武汉时组织早已经转移。与他不同是的卢德铭则回到了部队，参加了毛主席的秋收起义。
而后的韩浚几经波折，辗转来到广东，在陈铭枢手下工作。不过蒋介石却电告陈要求羁押韩浚，好在陈铭枢颇有同情心并没有执行，但韩浚也不得不离开了广东，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也当起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的组织部长。不过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获胜，也让黄埔军校的反蒋活动解散。
1931年，为了“围剿”红军，蒋介石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已经穷困潦倒的韩浚面对校长的招抚欣然应诺。
此后韩浚参加了多次“围剿”红军军事行动，并整肃了麾下军纪较差的国民党所部，抗日之中也有湘西会战等战例。
1944年，韩浚已经升任73军军长。抗战胜利后，73军更是猎装了美式武器，是妥妥地嫡系部队。
全面内战打响后，73军被调往济南。1947 年，莱芜战役打响，韩浚率部同解放军作战，结果战败被俘，先是在后方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后被送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进入功德林后，与很多国民党将领的不积极改造不同，韩浚每日积极反省，努力学习，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而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这些国民党军官对于国家、国际大事也很是关系。
当1955 年新中国大授衔的消息传来后，他和其他一众战犯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这份复杂的情感，不只是成王败寇的挫败感，也有着
对当初选择的后悔。
而当他得知陈赓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后，他也终于抑制不住感情，说了一句：“要不是曾经那场变故，我如今也应该能成为大将。”
是啊如果没有那场变故，没有参加国民党，和陈赓一样信念坚定，他的资历地位在，想必获得大将军衔也未尝不可。
但历史没有如果，人能顺应历史，也更能在历史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作用。而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往往也是擅长在历史大趋势中寻找机会，通过积极的作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再加上一些我们称之为运气的因素（更多的其实是他们基于自身学识，对未来的判定），最终成为了屹立潮头的大人物。
韩浚显然缺乏这个运气，缺乏对革命信仰的笃定。而这样的决策背后也只能接受其所带来的代价。好在由于他在功德林积极改造，表现颇佳，1962年他便被特赦。
而离开功德林后，他回归平凡生活，政府也考虑到他的意愿，给他安排了湖北省政协文史专员的工作。之后，他还当选了政协委员、常委等职务。
1989 年，95岁的他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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