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那段过去,我到现在都觉得像做了一场梦。
要不是亲身经历,谁能想到,我王建华,六十多岁了还能笑着坐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事儿?
年轻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进监狱,还待了整整四年。
1999年,我才四十来岁,事业还算顺利,家里老婆孩子也过得安稳。可惜,就是因为年轻时脾气太冲,一顿饭局上闹事,把人打了,结果一脚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判刑那天,我站在法庭上,听到“六年”这两个字,脑袋嗡的一下,心都凉了半截。法官说完,我回头看了眼旁听席,老婆抱着女儿,小姑娘才十二岁,一脸害怕地看着我。
我心里那时候就想着:完了,这一家子,我是对不起他们了。可是没办法,人总得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那天之后,我就被送到了浙江乔司监狱,开始了人生最漫长的一段日子。
第一次踏进监狱的那一天,我心里七上八下,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被剃了头发,换上了蓝白相间的囚服,还得低头跟着队伍走。那时候我想,就算心里再不服气,再懊悔,日子也得这么过下去了。
乔司监狱的大铁门“哐当”一声关上的时候,我真有点喘不过气来,感觉整个人生就被关在了这道铁门里面。
刚进去的头几天,我的状态可以说是完全蒙的。监区的人不少,几十号犯人关在一个大宿舍里,吃饭、睡觉、劳动,全都得看管教的安排。
监舍里大多数人都面无表情,但总有一些刺头故意找事儿。
刚进去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发呆,旁边一个壮汉走过来拍了我一下,说:“大哥,出来混的?看你这样子不像啊。”
我听出他话里有点阴阳怪气的味道,但没敢接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看我不搭理,也就笑了笑走开了。
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被叫去集合,站队排好之后分到各个劳动小组。我被分配到针织厂,一开始啥也不会,摇横机根本摸不着头脑。
干活时手忙脚乱,还总被组长骂:“笨得要命,你这样的拖整个组的后腿。”
我心里窝火,却不敢多说一句,毕竟刚来,还得适应这儿的规矩。就这样,我跌跌撞撞过了第一个星期,满身酸痛,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老婆女儿的脸,想着她们会不会过得好,会不会还在恨我。那时候我才明白,“自由”这两个字是多么重要。
大概两个星期后,有一天,管教老李叫我去谈话。老李五十岁上下,戴着一副眼镜,看着倒是挺和善。
他让我坐下,说:“王建华,你是大专文化水平吧?以前工作是文职?”
我点点头,心想他这是要干啥。老李翻了翻手上的记录,说:“监区里像你这样的文化水平不多,你干针织厂的活儿可惜了。我有个想法,监区的宣传报道组正好缺人,你愿意试试不?”
我一听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但还是忍着没表露出来,嘴上只说:“行,我听您的安排。”
就这样,我从工厂的劳动岗位调到了宣传组。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给监狱里的《乔司监狱报》写稿,还要负责分监区墙报的内容。我被安排当一名报道员,还兼顾教其他犯人写文章的活儿。
这份工作虽然不轻松,但比工厂里干活轻省多了,而且更适合我。
第一天上岗,我翻阅了以前的报纸,发现稿件多是歌功颂德的内容,但写作手法并不难,稍加揣摩就能掌握。
到了宣传组后,我感觉日子有了些盼头,心情也渐渐舒缓了下来。白天在办公室写稿备课,晚上回宿舍还会看几本老书,想办法充实自己。
不过监区里不全是平静的日子。
几个月后,厂里那壮汉,也就是后来大家叫的“阿强”,开始对我不满。他说:“就你一个文职的,凭啥整天坐办公室?我们干活累死累活,你倒好,天天写写画画。”
我听了没说话,心里却明白,他这是嫉妒。我想,跟他争没用,还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
慢慢地,我开始在监狱报纸上发表文章。第一篇登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管教老李还专门拿着报纸到宿舍表扬我,说:“看看,这是王建华写的,咱们分监区的骄傲!”
这话一出口,宿舍里人都盯着我看,有羡慕的,有不屑的,也有冷嘲热讽的。我没理会这些,只当没听见。
毕竟,我知道,要想在这里争取早一点出狱,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
后来,老李告诉我,监狱里的减刑政策是有严格考核的,光是表现好还不够,得靠加分才能脱颖而出。
墙报、监狱报的稿件每一篇都会给分数,而分数够高了,就有机会获得减刑。听到这话,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拼尽全力,不仅为了早日出去,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那时候,我的日子终于有了目标。
自从被调到宣传报道组后,我的生活节奏一下子忙碌起来了。早上是写文章,下午备课,晚上还要整理其他犯人交上来的稿子。
虽然辛苦,但我心里却踏实,毕竟有事做就不容易胡思乱想。我开始在监狱报纸上频频投稿,每周都会有一两篇文章登出来,墙报的内容也全由我负责。
这些成绩慢慢积累,换来了考核分的不断增长。
可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最让我头疼的,就是阿强。他对我调到宣传组一直耿耿于怀,时不时冷嘲热讽几句。
有一次,我正专心备课,他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哟,咱们的大文人又在‘创作’了,这活儿轻松啊,还能换分数减刑,真是有文化就是好。”
他这么一说,旁边几个犯人也跟着起哄。我不想搭理,可心里还是憋得慌。但我告诉自己,犯不着和他一般见识。
监区里规矩多,要是因为斗气出了事,肯定会被扣分,得不偿失。
可阿强的挑衅并没有停止。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写了一晚上的稿子不见了。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翻遍了办公桌,也没找到。
我猜到可能是阿强搞的鬼,但没证据,只能咬牙忍下这口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我不能被他影响,得拿出点儿成绩来,让所有人闭嘴。
第二天一早,我重新写了一篇稿子,用了整整四个小时改了又改。投稿后,稿件顺利发表了,还得到了监狱领导的表扬。
阿强听说后,脸色铁青,一连几天都没再找我麻烦。
后来,我在监狱报纸上的文章越来越多,考核分也水涨船高。管教老李时不时找我谈话,问我生活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他还劝我:“王建华,你是有文化的人,这几年别浪费了,好好改造,将来出去了,你还能用这些东西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听完他的话,心里感慨万千,暗自下决心,不仅要争取减刑,还要在这里学点真东西,给自己一条新出路。
不过,监狱生活也并非只有努力和进步这么简单。有一次,监区组织了一场写作比赛,主题是“新生的希望”。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决定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来。
写完后,我给管教老李看,他看了一遍后点头:“不错,情感很真挚,这篇文章肯定能得奖。”
可就在比赛结果快公布的时候,阿强又开始搞事了。他在宿舍里对其他犯人说:“这比赛还用比?王建华这种靠管教撑腰的,第一名早就内定了。”
话一传开,好些人对我指指点点,背后议论纷纷。我听了心里窝火,但还是忍住没爆发,心想:用成绩说话,总比争执有用。
结果公布的那天,我的文章果然拿了第一。奖品是一本书和两分的考核加分。
拿着奖品回到宿舍的时候,阿强从床上坐起来,冷冷地扫了我一眼,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更不痛快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考核分数在监区里始终名列前茅。年底总结时,我还被评为了“优秀改造犯”,获得了一次嘉奖。
这让很多人对我另眼相看,甚至有犯人主动找我聊天,问我写作的技巧,还想让我帮他们润色稿子。
我一开始有些防备,但后来想,他们愿意学东西总归是好事,于是答应了。有了这些事情,我的日子也过得更充实。
但越是接近减刑的目标,我心里就越紧张。那时监狱里关于减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月的考核分数公开后,都会引起一阵讨论。
有人觉得分数不合理,会跑去找管教申诉。我虽然分数高,但也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岔子。
减刑的机会终于来了。管教老李告诉我,我的表现已经被上报,减刑的结果大概下个月就能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准备吧,可能你比别人先走一步。”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激动,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全是女儿小时候的模样。
我想,如果真的能减刑,我一定要早点儿回家,好好弥补她们娘俩。
到了减刑评议的关键时刻,我心里别提有多紧张了。那段时间,管教老李常叫我去谈话,给我打气:“王建华,你的表现很好,评议应该不会有问题。再坚持一下!”
听到这话,我表面上点头说“好”,但心里七上八下的,总怕有什么意外。
毕竟监区里这么多人盯着呢,竞争那么激烈,难免有人心生不满。
果不其然,事情很快就出了岔子。有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饭准备去写文章,管教老李忽然把我叫过去,脸色有点凝重。
他问我:“王建华,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说:“没有啊,我一向老实做人,和谁都没红过脸。”
老李叹了口气:“那就奇怪了。最近有人向监区反映,说你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是抄的。”
他顿了顿,又说,“还说你仗着文化高、和我们关系好,抢了别人的减刑机会。”
我听了这话,顿时懵了。这些年,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教的每一堂课,都是凭真本事来的,怎么会被说成是抄的?
“老李,我真没干过这事儿!这是谁在诬陷我?”
我有点急了,但老李摆摆手:“别急,这件事我们会查清楚的。不过在结果出来前,你可能要低调点,尽量别和其他人发生冲突。”
我回到宿舍,心里又气又憋屈。当天晚上,阿强在吃饭时故意撞了我一下,嘴里还阴阳怪气地说:“哟,我们的大文豪,怎么最近没见你写啥文章了?”
我知道他是故意挑事,但还是忍了下来,低头默默吃完饭就回去休息。
第二天,事情有了转机。老李找到我,递给我一份文件:“王建华,我们查过了,那些指控不实,是有人恶意诬陷。你不用担心,减刑的事不受影响。”
听了这话,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虽然不知道是谁告发我,但我猜八成是阿强搞的鬼。
可这时候我没心思再计较,只想着把最后的关卡过了,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减刑评议会那天,我和几个候选人被带到监区会议室,接受考核组的提问。
那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围绕着我的文章和表现来问,什么写作的初衷、平时怎么教别的犯人、减刑后有什么打算,几乎是把我这几年的生活全问了个遍。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一条一条回答得清楚明白。
最后结果出来时,我被宣布减刑十一个月。当时我的腿一软,差点没站稳。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了!
消息传开后,不少犯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但也有人酸溜溜地说:“就他文绉绉的那几下子,也能减刑?”
阿强更是阴沉着脸,一句话都没说。可这会儿,我懒得和他们计较,心里只有对未来的憧憬。减刑的结果已经是定局了,我不需要再争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周围一片寂静,脑子里却全是女儿的模样。
我想起她小时候总喜欢缠着我讲故事,那稚嫩的声音和笑脸,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的心里。
我暗暗发誓,出狱之后,我一定要做个好父亲,把失去的这些年都补回来。
2003年1月4日,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我带着监狱发的出狱证明,走出了那个关了我四年的高墙电网。
外面的空气有点冷,但我却觉得特别清新。我站在门口,愣了好久,直到听见有人喊我:“爸!”
我才回过神来。一抬头,看见女儿站在不远处,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长高了,也成熟了不少。我眼眶一热,几乎是跑着过去,把她紧紧抱住。
“爸,欢迎回来。”她声音有点哽咽,但脸上却带着笑。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结果喉咙像堵住了一样,只能不停点头。
后来,我重新找了工作,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慢慢站稳了脚跟。再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女儿上了大学,工作也稳定了,我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每天早上到公园锻炼,下午在社区写写小故事,给邻里讲讲我这些年的经历。
我这一生有过错,但也有弥补的机会。只要活着,就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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