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在回忆父亲时，侯镜如的儿子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在北平，父亲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见到了时任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事发突然，四目对视，侯镜如一时语塞……”
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和侯镜如有如此的见面情景呢？难道他们曾经相识？
侯镜如的儿子所说的这次见面，发生在1945年12月。那时候，美国总统特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原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中国，奉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似乎，有了美国人的出面，蒋介石应该不会再发动内战。这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马歇尔是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内外交困、狼狈不堪中辞职时，被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为来中国进行军事调停的特使的。
这次来到中国，马歇尔是带着制止冲突，企图以政治的、和平的手段，诱使中共交出政权和军队，参加国民党操控下的所谓“联合政府”这个目的的。
对于美国人的这个目的，中共中央虽然知道，但为了给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建国方案的一丝希望，还是答应了这次军事调停。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断了的国共谈判，派出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7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或缓和双方的军事冲突。
事实上，如果蒋介石能够遵守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时达成的《双十协定》，也不至于会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就不会有这次军事调停。
那时候，在《双十协定》墨迹未干时，蒋介石便通过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命令国民党军队在10月中旬，就开始对华北解放区进行大举进攻。很快，战火便遍及全国的11个省份，使人民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内战，不符合美国此时的在华利益，这才有了杜鲁门派马歇尔来中国进行军事调停的事情。
1946年1月3日，在综合了国共双方的意见后，马歇尔在重庆分别向蒋介石和毛主席提出了一份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的备忘录。
在这份备忘录中，便提出了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经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做调查的事情。
对于这次调查，马歇尔建议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组成执行部。这个执行部，下设4个交通中心、8个小组。
1月5日，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阐述了如下内容：
“一是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一切交通；二是由张群、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马歇尔为主席，共同商议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受降遣俘等事项办法；三是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的公正人士八人，组成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分赴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的事项。”
1月10日，在怡园马歇尔客厅里，国共双方的代表张群和周恩来签订了4个文件。其中就包含了《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根据《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办公地点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美三方各派一人组成委员，并邀请美方的委员任主席。
另外，《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还规定，国、共、美三名委员都有表决权，一切事宜都要经过三人一致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的正式训令，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对外公布，并规定军调部的工作由三方下派的各执行小组进行实施，美国军官担任执行小组主任。
不久后，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换成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张群不再担任国民党方面的成员，由张治中接任。
1月13日，国、共、美三方的相关人员陆续到达北平，并开始挂牌办公。
当时，中共方面的人员中，部分住在北平饭店，部分住在翠明庄饭店。叶剑英、罗瑞卿和各部门的负责人等，每天都来到设在协和医院主楼内的军调部总部办公大楼上班。
某天，周恩来前往北京饭店公干，正好碰上了侯镜如。此时，侯镜如正担任着北平警备司令。
这次偶遇，周恩来和侯镜如都感到十分激动，就像侯镜如的儿子在回忆中说的那样，“事发突然，四目对视，侯镜如一时语塞”。
侯镜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次见面实在是太意外了，意外到让他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还是周恩来的反应快。
看到侯镜如这样，周恩来马上说：“我们有20年没见了！”
事实上，周恩来与侯镜如并非真得有20年没有见面了。对此，侯镜如的儿子说：“即是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算起一直没有再见面。如果他说出15年没见，那就说明父亲曾在地下党和周恩来共事过。”
侯镜如，1902年10月17日出生在河南永城县侯楼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永城是河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当地曾流传“四眼粥”的说法。
所谓“四眼粥”，就是一碗米汤中，只漂着几粒米。在喝粥的时候，一低头，两眼倒映在清汤中互望，因此被称为“四眼粥”。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永城的确是河南的一个贫穷地区。
这里虽然贫穷，但侯镜如家的生活相比当地的贫苦百姓来说还算不错。在长辈的教诲下，侯镜如从小便读过了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
后来，受进步思想的启蒙，少年时的侯镜如便开始追求真理，渴望民主，立志要通过勤学来改变贫穷、封闭的现状。
1918年，侯镜如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英文专业读书，这所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河南大学。
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侯镜如不仅学习了许多课内知识，还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是全校公认的才子、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从学校的名字和侯镜如所学的专业来看，他在这里毕业后，大概率会前往国外留学。
1923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格为本科中州大学。此时，侯镜如也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继续留在中州大学教育系就读。
期间，在李廉方、汪敬熙等著名教授的指导下，侯镜如用了较短的时间，便完成了教育学、心理学等主要学科的专业学分。
1924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侯镜如放弃了留洋机会，前往上海，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第一轮考试。
那时候，负责考核侯镜如的，就是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主席。对此，侯镜如的儿子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经毛主席主考，父亲初试合格，又领了路费赶到广州参加复试，才被正式录取。当时黄埔军校第一期非常难考，我曾看到一篇国民党将军的回忆文章，说自己曾因为一分之差未能考上黄埔一期，而上了二期，对此他著文感慨‘一分之差，终生悔恨。’”
那时候，面对眼前的这样一个上过大学的考生，毛主席非常看好，特意向侯镜如讲述了国共合作、国内外形势，以及开办黄埔军校的意义等内容。
在毛主席的教诲下，侯镜如明白了许多道理。
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侯镜如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期间，他与周恩来、周逸群、刘志丹等人交往甚密，还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课学习，对大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25年2月，侯镜如从黄埔军校毕业。
此时，恰逢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侯镜如担任了教导一团一连的排长，连长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做郭俊。对于侯镜如，郭俊十分看好，想将他发展为秘密党员。
那时候，由于作战勇敢，侯镜如很快便升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三团一营副营长。
在棉湖战役中，侯镜如左手负伤，上级决定将他暂时调回河南开封，担任了胡景翼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政学校的军事教官。
10月，侯镜如被调回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
期间，在部队打到潮州时，侯镜如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团长郭俊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侯镜如的入党宣誓仪式，是在潮州西湖的笔架山上秘密举行的。关于这件事情，侯镜如的心里记得十分清楚。后来，他还多次向家人讲起。对此，侯镜如的儿子说：
“对于入党的宣誓仪式，父亲不止一次向我提起，他们一起站在潮州西湖笔架山上宣誓。”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得到了第1军军内跨党籍的30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
那时候，因为侯镜如入党的时间不长，便没有出现在那份长长的名单上，因而没有暴露，而是潜伏在了第1军内，并因作战勇敢而得到升迁，担任了国民革命军17军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2月，在接到党组织命令时，侯镜如佯称“家母病重”，向东路军指挥何应钦请了假，离开部队，而实际上是前往了上海。
在上海，侯镜如在周恩来、赵世炎的领导下，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策划和准备，并担任了总指挥部主席团成员。
4月12日，蒋介石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捕杀共产党员。
期间，在一次冲突中，侯镜如右胸中弹受伤。伤情好转后，侯镜如便前往了武汉，担任了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后来，侯镜如被组织安排到贺龙的20军，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
8月，侯镜如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突围战斗中，侯镜如不幸负伤， 被朱德派人送往了汕头进行治疗。然而，汕头的情况也恶化了，侯镜如不得不前往香港，并在香港联系上了党组织。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侯镜如住进医院，接受了治疗。
1928年，侯镜如被党组织派往河南省开封，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
在一次接头时，侯镜如被捕，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在狱中，同志们准备组织暴动，侯镜如被推选为暴动总指挥。然而，由于情势发生了变化，暴动被取消。
1929年7月，在党组织和黄埔同学会的营救下，侯镜如走出监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侯镜如来到上海，主动向党组织请缨参加抗战。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侯镜如进入了郜子举部，秘密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伺机策动该部起义，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不久后，侯镜如被调回上海参加工作。就在侯镜如来到上海的时候，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遭到了极大破坏。
那时候，为了减小损失，党中央切断了一切组织联系。周恩来和陈赓等上海地下党人员，也全部撤往苏区或出走外地。
在这种情况下，侯镜如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了与党组织恢复联系，侯镜如用暗号以及与地下党约定的假名“侯志国”，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登出了一则寻人启事。其内容为：
“××胞兄，我找不到你，心急如焚，你若再不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去找工作了……我始终是孝敬父母的。侯志国”
然而，侯镜如等了好久，都没有联系上党组织。对此，侯镜如的儿子说：
“父亲当时一肚子委屈，他走前一切都说好了，还准备要去苏区，而且他一直都不是单线联络，怎么会突然全无消息了？是组织上故意不要他了？还是组织上怀疑他什么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有一次在北平和陈赓秘密会谈时，才得知当年顾顺章叛变后抓了很多人，已分不清谁奸谁忠，就是见了面也立即避开，根本不敢相认。”
由于实在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侯镜如便回到了河南老家。然而，侯镜如毕竟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有着许多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同学。在黄埔校友肖洒、艾圣绪的推荐下，侯镜如担任了河南开封行营咨议
1933年，侯镜如黄埔一期的同学、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部副部长的袁守谦派人来到河南永城，找到侯镜如，希望他能够参军抗日。
对此，侯镜如没有拒绝。不久，在袁守谦的推荐下，侯镜如在吉鸿昌的22路军30军30师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为30师89旅旅长，军衔为少将。
此后，侯镜如奋战在抗日战场上，官职也越升越高。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侯镜如已经担任了第92军中将军长。
虽然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但他的心里却非常想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侯镜如先后参加了武汉和北平的接收，还兼任了北平警备司令。
1946年初，侯镜如在北京饭店偶遇了在北平参加军调工作的周恩来。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赓找到侯镜如，两人在北京饭店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7月，侯镜如接到了向冀东解放区进玫命令。那时候，侯镜如便采取了拖延抵制的态度，比命令规定的时间晚了两天。为此，蒋介石差点儿将侯镜如撤职查办。
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人员，离开北平，返回了延安。
这次军调虽然没有解决国共的军事冲突，但却给东北地区的林彪创造了比较好的发展机遇，为辽沈战役打下来一定的基础。
后来，侯镜如接到了中共地下党城工部刘仁送来的安子文写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里，安子文向侯镜如转达了周恩来和贺龙对他的问候，并要他“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
想到终于可以回到党的怀抱，侯镜如非常兴奋，特意在他的部队内排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李介人，准备伺机起义。
1948年，侯镜如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
期间，由于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告急，蒋介石电令侯镜如指挥所辖的4个军，增援锦州。
接到命令后，侯镜如故意放慢动作，推迟11天才率领部队到达，为解放军取得锦州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后来，侯镜如回到天津，担任了天津塘沽防守司令。
任职期间，侯镜如暗中将天津的国民党军布防图，送给了解放军，并向解放军提出了攻打天津的建议，为天津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之后，侯镜如又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华东军官团总团长。
1949年8月，侯镜如率部起义，最终回到了党的怀抱。
随后，侯镜如按照党的指示，侯镜如前往香港，开展对台工作。
1952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侯镜如回到大陆，担任了国务院参事，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
1994年10月25日，侯镜如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侯镜如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洗礼，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尽心竭力、赤诚奉献、鞠躬尽瘁。然而，在他的儿子看来，侯镜如“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卧底”。
关于这件事情，侯镜如的儿子说：
“卧底一般是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入国民党的。父亲是先跟着共产党做了6年的地下工作，后来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才进入国民党部队。
‘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军训班上问谁参加过共产党，只要承认一概不咎，不少人自首而受到褒奖。蒋介石还当场点名问爸爸，他立即起立镇定地回答‘我是始终跟着校长的’。
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也没有出卖过任何党的机密。直到后来，蒋介石才定性我父亲是党国的叛徒，相关资料现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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