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由陈绍禹起草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文中提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形成“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夸大主观力量，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求红军必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首先到武汉、南昌、九江、长沙、宜昌、沙市及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苏区周围的地域“建立工作”，尽可能在上海、唐山、天津等大城市“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
决议责令各级党部“在最短的时期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否则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不言而喻，是针对毛泽东的。
10月2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当时毛泽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复临时中央来电，报告红一方面军难以立即向外发展：“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开全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指红一方面军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于、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加紧。”
11月1日—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贯彻中央八月三十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
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等成绩。认为中央苏区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错误”。重点批评中央根据地的一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这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朱德在反“围剿”战争中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及其一系列战术原则，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否定。
根据五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关于中央局或分局成员“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及大会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份无任意变更之权”的规定，大会对苏区中央局成员没有进行选举，毛泽东仍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由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党，“最先决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下，“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保证党和阶级的领导“绝对不是由共产党专政来包办一切”，共产党在政权中应“经过无产阶级成分和自己的党员来负起领导的责任”。
《决议》案贯彻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认为苏区党组织在四中全会后，“逐渐脱离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而走上了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但是，现时“极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忽视基本理论教育，“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等。
《决议》强调在全党的工作彻底转变过程中，“必须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与说服”，在深入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党内教育中，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但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肃反工作中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和以“肃反工作代替两条战线斗争”等。《决议》中的“狭隘经验论”，所指责的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主张和口号。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是铁一般的事实；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和统一。
《决议》要求工农红军必须更加积极起来，开展“胜利的进攻”。提出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其中“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划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的中心城市赣州”；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
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强调““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决议还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要用最大力量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
1月上旬，周恩来到苏区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代理书记结束），在了解了苏区实际情况后，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电复：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为执行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选择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之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毛泽东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攻打处于苏维埃区域包围中的三面环水且工事坚固的赣州，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
随后由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联名从瑞金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电报一开始就指出：“我们在中央苏区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行动上有分歧意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其他委员都同意这个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当莫斯克文来（周恩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毛泽东遭到反对后，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而我们把占领大城市的计划具体化了，并开始攻打赣州。”电报将毛泽东的主张视为“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声明：“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
十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会议的决定向红一方面军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训令：规定中央苏区红军目前的任务是“坚决地取得苏区邻近较大城市赣州”，“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并具体部署以红三军团并指挥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担任攻城和配合攻城等作战；以江西、闽西军区共六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陈毅为总指挥，以游击战争配合主作战军行动。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自一月下旬起向赣州开进。二月四日，担任主攻部队的红三军团开始围攻赣州。但因对国民党军兵力估计过低，且守军据坚城顽抗，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红军于三月七日从赣州撤围，陆续集结江口圩地区。2月4日，中央苏区红军先后调集一万四千余人包围赣州。敌军大量增援，据坚顽抗。红军屡攻不克，三月七日撤围赣州，结集于赣县的江口圩地区。
2月3日，按照中革军委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彭德怀率红军主作战军攻占离赣州十五公里的潭口，准备包围赣州。守军金汉鼎第十二师马癤第三十四旅三千人及赣南各县地主武装五千余人撤兵进城，依城垣固守待援。
2月5日，红军在南康、大余之间的新城与准备增援赣州的国民党军粤系范德星独立旅的一个团激战，消灭该敌，俘虏敌军兵一千余名，缴枪一千余支。
2月6日，与王稼祥收到中革军委电：赣城之敌有困守待援附城背水之意。赣城三面环水，水势很大，攻城难以奏效，但西门无水，故拟由西门坑道突破，乘虚奇袭较有把握。
2月23日，彭德怀指挥红军主力开始攻打赣州城，对东门实行爆破。由于地形不利，大雨使挖坑道难以进行，守军又拼死抵抗，经数日围攻和多次坑道爆破都未奏效，红军伤亡很重。
2月28日，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中革军委关于红三军团总部指挥方面军攻打赣州城的作战方案，并要求“子弹一到须即送来”。而后，朱德与王稼祥赶到赣州城附近红三军团总指挥部驻地，同彭德怀一起指挥攻城战斗。
2月30日，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派罗卓英指挥三个师和两个旅共约两万人，由泰和地区驰援赣州，进至赣州西北郊。接着，罗卓英派一部潜入赣州城内，会合守军向红军攻城部队出击；以另一部包抄红军侧后，对攻城红军一万四千人实施内外夹击。
3月1日，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与王稼祥、彭德怀发布《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指出：“我军围攻赣城直到现在，经过二十四天，中间一度爆炸，以技术不精，攻城未克，而敌援已至。可是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红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每一个红军战士，应该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地完成这个巨大的使命。”《训令》对敌情作出分析，要求“趁敌出击时，即作炸城，使城内城外敌军，一起解决。”。训令还通告各部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移到前方，所有参战各军，均归本会直接指挥。”3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指出完全同意二月二十八日“来电计划”，再次强调“仍以攻赣为目的实为必要”。
王稼祥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告红军战士书，号召红军要下最大的决心，进行持久战争，拿下赣州，赣州不下我们决不走，敌人援军要来，我们就立刻消灭他们，再继续攻打赣州。
红三军团炸毁赣州城东门城墙一个宽二十丈的口子，压死守军约二百余名。红军在浓烟中猛烈攻城。但因敌军作了充分准备，红军付出很大代价，攻城仍未得手，反被援敌分割，陷于被动。。
3月7日，凌晨，赣州城内守敌和城外援军突然内外夹击红军攻城部队。红军在激战中歼敌一千余人，将从城内冲出的敌军击退。但红军亦有伤亡，而且反被敌援军分割。朱德命令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驰援，掩护红三军团撤围赣州。至此，长达月余的赣州战役结束。红军攻城部队陆续集结于赣县江口地区待命。
3月上旬，中革军委致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请在瑞金城郊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专程来到东华山古庙面见毛泽东。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天晚上带警卫班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根据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红五军团拉上来支援，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打赣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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